2010年8月26日，是深圳等最早一批中国经济特区30岁的“生日”。在这“三十而立”的节点关口上，本报记者专访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多位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中发展最为成功、在国内外最为知名、甚至被誉为“中国模式”标志之一的深圳特区 “ 把 脉 问症”，深入了解这个城市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尝试寻找突破“特区困局”的道路与途。
深圳的担忧与焦虑
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料想过，一个人口和自然资源都极其匮乏的小小县城，竟会创造出人类发展史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奇迹，崛起成为一个全球瞩目的现代化国际都市。然而，在建立三十周年的这一刻，在辉煌成就背后的深圳却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这是来自北京、广州和深圳的经济专家的一致判断。
从最直观的经济数据上看，让经济特区一直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来在国内已毫无优势可言。“天津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均在 16%以上，深圳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坦言，“一个经济特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那么特区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党国英表示，从要素配置的角度看，由于经济特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下中国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独特窗口，中央为此给深圳等经济特区提供了一系列独特的优惠政策，因此深圳相对国内其他地区在制度、资本、劳动力乃至土地开发等方面都有天然的优势。然而，当中国经济向世界全面开放之时，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政策优势已经逐渐荡然无存。
“创造特区就是为了让特区经验给全国分享，总给某些地区特殊政策，别的地方还怎么发展啊?”党国英分析说，“从某种角度说，创办特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特区‘不特’，让全国来学特区。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之后，特区‘窗口’意义下降，这块招牌现在已经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资源，深圳必须跳出‘特区’思路。”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最为令北京、广州、深圳三地学者担忧的，是身为改革开放标杆的经济特区，近年来明显出现了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现象。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过去改革的主要动力很明显，那就是改变贫穷的状况，现在深圳人均G D P超过1.3万美元，很快就成为世界级的发达经济区，那么未来深圳特区发展的动力在哪?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承载瓶颈
“四大难以为继”持续恶化
200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深圳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明显受到土地空间限制、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压力、环境承载力等“四大难以为继”的瓶颈性制约，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增长极限。然而，时间过去4年多，“四大难以为继”的老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不断恶化。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 ， 深圳总面积为1952 .84平方公里，其中接近50%的面积是保护性用地，不允许开发，可建设工地有931平方公里，目前深圳剩余可开发用地还不到200平方公里。按照传统土地开发速度，深圳在今后数年将面临无地可用的局面。
谭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深圳G D P增长在30年间都是伴随大量的新工厂不断产生，以土地空间不断放大为代价来换取的。因此，现在怎么整合村一级数以百计的产业园，怎么把分散的杂乱无章的厂房整合起来，变成一个上档次的集约化程度高的产业园区，是深圳面临的一个大难题。
此外，深圳的能源和水资源也难以为继。深圳是全国七大严重缺水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下降到20年前的1/18。
“深圳的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现在深圳居住和租住的总人口超过1400万，可是户籍人口还不到300万。”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世平说“未来十年、二十年，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深圳总人口超过两千万都有可能，这将给深圳带来极大的社会民生压力，甚至直接危及城市化进程。”
深圳的环境容量也已严重透支。根据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2009年进行的调查，深圳特区多条河流污染严重，阴霾天气超过一年时间的1/3，成品油等原材料价值高位运行，电力供应紧张，房地产价值涨幅较快，对深圳企业生产、市场供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有较大影响。“这几年深圳吸引外资的规模有所放缓，与苏州、天津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这说明土地等要素瓶颈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的吸引力和工业发展后劲，”钟坚说。
优势变劣势
始料不及的新挑战
谁也没有料想到，最让经济特区自豪的外向型经济竟会变成容易损害自身的新问题。在全国大中城市出口贸易排行榜上，深圳已经连续17年雄踞全国第一的宝座。然而，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子和却认为，深圳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程度高虽是不争事实，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特区经济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这种发展方式实际上潜藏“浮萍经济”的危机。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地区容易因国际风险加大而陷入经济停滞”，宋子和说，“深圳特区怎样避免自己的外向型经济变成一种‘无根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劳动力阻滞效应”是深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另一把“双刃剑”。在三十年来，中国内地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不断涌入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使得深圳人口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并带来制造业和加工业的繁荣局面，但从长期角度看，这种情况却在缓慢地阻碍深圳特区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分析说，深圳的产业层次依然存在问题，在世界分工的产业链条上深圳仍是处于较为低端的位置。
持有类似观点的钟坚也说，高新技术产业确实已经成为深圳第一支柱产业，但现阶段还存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偏低、增加值率偏低、对地方财税贡献偏低等突出问题。从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结构看，IT产业一家独大，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医药等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薄弱，由于工业企业的同质性和高度外向型，受国际市场的影响非常明显。
二次改革
深圳下一个三十年路在何方
“2015年，生产总值要达到 1.5万亿元，人均年收入从2.9万元增长到4.9万元”———这是深圳近日提出的发展目标。专家认为，深圳特区过去那种靠土地和简单的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方式已经难以复制，如今的特区需要新一轮的变革，通过内涵的提升、人口素质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来促进城市的发展。
谭刚透露，目前深圳正在布局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五年这些高新科技产业可能进入高速成长期“从产值率角度来分析，高新技术产业目前产生的税收和地方财政肯定比不上一些传统企业，特别是房地产”，谭刚对记者说，“但是，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之后，每年的贡献就不是传统企业可以相提并论的了。如华为每年对深圳的税收贡献有好几十个亿。”
钟坚认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深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克服要素制约和增强发展后劲的必然选择。“相比传统制造业而言，现代服务业有利于减轻自然环境损害、减少自然资源依赖、发展循环经济。无论如何，从数据上看，深圳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已经位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已经具备了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为实现经济结构由工业经济为主向服务经济为主的新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
钟坚对记者说，“我个人认为，深圳过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误就是对教育科学事业重视不足，和‘亚洲四小龙’差得不是一星半点。香港有7所大学进入亚洲前100名，新加坡有4所，这两个城市的竞争力在全球近年来均在前十名之列。深圳政府虽然重视教育，但是和他们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深圳的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比全国平均水平都低。文化没有科教先行，是无法立足的。科技教育是基础，应该优先发展。”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们还建议，深圳在下一轮改革浪潮中应当弘扬尊重市场的风气，持公正客观的态度捍卫法制的市场经济，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从而实现充满公平正义的城市化。
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扮演重要而积极的角色，一方面要清理妨碍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发挥活力的障碍，另一方面也要对市场自发运行可能产生的问题有成熟的预见，主动防范经济去做错误的事情。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认为，城市化不等于城区化，而是必须让所有公民都享有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获得城市居民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大部分来深建设者都没有本地户籍，也感受不到城市居民应有的基本服务，这样的高城市化率是不真实、不公平的。作为特区的深圳应该更加开放，让更多的来深建设者可以享受到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与本地人同等的福利。”
专家们期盼，深圳在三十年后可以给世界一个新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