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后留影
说法一、孙中山依靠黑帮，流氓成性
孙中山曾经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而哥老会、三合会等帮派更曾经公推孙中山为会长。除孙外，其它革命党人也纷纷加入洪门等帮派，有的成为了帮派领导核心。
商榷：这并不能简单推断出孙中山“流氓成性”。
首先，以广东会党头目郑士良为例，他与孙中山畅谈革命“一闻而悦服”，便对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认可、接纳、服从革命党人的心态，促进了会党行为的改变，部分会党“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虽不无夸张，也确有其情。 …[详细]
其次，初创革命势力在其弱小时，借用“会党”“帮派”甚至“黑帮”力量的情况十分常见。所谓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如果没有哥老会的帮助，怎么可能顺利发起?而“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对比来看，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与“安源罢工”等事件中，黑帮的行踪也一直影影绰绰…… …[详细]
说法二、孙中山勾结日本人，卖国贼
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州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商榷：孙中山和日本人谈条件，是不是卖国贼呢?还是需要理性分析——
首先，人们以为要爱国，就要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做到最激烈，对外若有丝毫妥协退让，就是大逆不道，必诛之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殊不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曾接受过外国的帮助，没有哪一个能够在对外问题上真正做到彻底清白的。
其次，在孙中山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同其他人一样，孙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主权和领土概念。何况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相当一部分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权领土意识，害怕麻烦，主动放弃的结果，“堂堂国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认识，一个单枪匹马，一意以整个国家为敌的造反者，又如何会为自己的革命设定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呢? ”…[详细]
说法三、孙中山“排满”，搞民族主义
作为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任务，以及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直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标志，并且常被评论者认为充斥着血腥味道。
商榷：实际上，孙中山讲得很清楚，不是单纯反满，是反满族统治者而不是全体满洲人。对于满洲人，他们也可以参加革命民主派。
其次，没有反满口号难以动员群众。因为当时老百姓对满洲贵族特别愤恨，人们有切身之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要说当时的老百姓，就是东京的留学生也不是完全理解。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革命口号便出台了。…[详细]
说法四、孙中山是“孙大炮”，大言无实
孙大炮，是孙中山早期的外号，随着起义的次次失败，孙的诺言无一兑现，“孙大炮”已经不是玩笑了，它代表着某种人品上的信用不良。
商榷：的确，孙中山的道德存疵是十分明显的。
但如果不是“孙大炮”一次又一次跌倒爬起，恬着脸四处化缘继续挣扎，革命事业又将安在?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倘若没有孙大炮一次次“空放”，没有“黄花岗72烈士”鲜血流淌，武昌第一枪响又将安在?…[详细]
先行者总是要被嘲笑和被误解的，他们与这个时代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详细]
说法五、孙中山要求党员宣誓效忠，家长式统治
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并按指印，实行家长式统治。当时反对者甚多(如黄兴)。至今尚有人借此认为孙中山实际上是个独裁者。
商榷：然而，“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实行二次革命，不匝月而先后败亡，实在是团体庞大，份子复杂，意志不一所致。”国民党松懈无力，中华革命党要强化纪律、加强战斗力，这肯定是正确举动。
其次，孙中山认为黄兴“不入会”是适宜的，对此他“甚满足”。黄兴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表面上是“反对写誓约、打指模，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但“实际上是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总结意见不同与对孙个人不满”。后来，“党内同志为使黄兴加入中华革命党设想了变通办法，黄兴也同意，但为其他人所反对，黄兴终未加入。”…[详细]
孙中山不当“小人”又如何?
假若李鸿章当初接见了孙中山……
没错，孙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
纵观以上几点人们诟病孙中山之处，即便再怎样讲“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都会给人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感觉。
没错，为了革命，为了夺取政权，为了政治理想，孙中山在许多方面的确“不择手段”，其行事的确很“小人”。
但面对时局，“小人”以外的道路都走不通
孙中山一开始是不“小人”的，反而很温和，很通人情。他曾经上书李鸿章，呼吁维新改革，却没有等来李中堂的回复。此后，孙中山自说自话——
“知和平手段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从此，孙文成了职业革命家。
当一个社会广泛的存在小人式的压迫，被压迫者有三种选择——1、小人式的反抗(像孙中山这样);2、君子式的反抗(像甘地那样);3、不反抗，逆来顺受做奴才。
要求人们做君子式的反抗可不太容易，因为“他对你小人，你对他君子”，这需要高风亮节的人格，甘地不是被称为“圣雄”吗，也就是说“圣人”才能做到。要求人们做奴才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想做奴才，更不该做奴才。…[详细]
这就需要问问那些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们，他们到底是愿意做不断期望不断失望的“圣人”，还是愿意做逆来顺受的“奴才”，还是愿意出去拼个鱼死网破，哪怕日后被称为“小人”?
孙中山们并未打断改革
改革派们都被“老佛爷”骗了
革命与改革：手段有异、目的本同
无论改革派(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有同样的目的：争取民权，改变政体，实现立宪。正如革命党人汪东所说“排满论与政治革命论，皆假定之以为可以救吾国，其性质非有差也。”
两派的差别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改革派主张实行和平的政治改革，走“君主立宪”的路子，而革命派则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
话说回来，如果能够和平变革就达到政治目的，谁又愿意出去拿命赌明天呢?
面对清廷 改革手段其实无法实现
然而现实往往令人唏嘘——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开战，国危之际，改革派声势迅速高涨。
1906年，清政府在派五大臣留洋考察后终于决定“预备立宪”。
1908年，在“若不及早将国是决定……万一人心不固……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的警告下，老佛爷当即答应宣布立宪年限，随后《钦定宪法大纲》出台——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用人权……议院不得干预”、“国交之事……不付议院议决”、“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室经费……议院不得置议”。
同时，清政府通知“九年内各事项一律办齐……颁布宪法”。
立宪派苦等几年的结果，竟是这样一纸空文，还要“再等九年”。…[详细]
最终还是孙中山们倒逼了改革 达到目的
1910年，改革派坐看政府一系列“亡国之举”实在不忍，转而向政府请愿上书，而清政府除了提前三年召开国会外，再无任何让步，反而镇压了学生请愿运动。
改革派也终于意识到“全国人心，为之灰冷”、“气数之穷，岂人力所能挽救，徒劳无益，知者不为”……没错，紧接着，辛亥年就到了。
武昌起义后，天下响应革命，当权者终于知道丧失人心之可怕，在不到一个月内连忙炮制出了《十九信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皇室经费，由国会议决”、“不得以命令代法律”……
这《十九信条》若是在一年前宣布，哪怕是半年前宣布，天下也不会是那个样子。但一切为时以晚：整整74天后，袁世凯上奏“自古无不亡之国”，又过了27天，隆裕太后带着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挥泪对宫娥”。
如果没有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小人式反抗”，大清的江山就真的会君主立宪吗?你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