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制背景
首先我们必须提到的是中国在 70 年代末至今研制先进歼击机的一些失败例子。在歼-7 和歼-8 两个系列陆续开始研制装备时，空军自知这些国产版米格-21 或改型不足以满足 20 世纪末的国防要求，因此力图发展一种能与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的先进战斗机。
外界普遍认为歼-9 是中国航空工业界为这一目标发起的第一次尝试。从近期关于歼-9 的文章来看，其具有三角翼加鸭翼、大三角翼等多个设计方案，从设计思想上来说是接近世界第三代战斗机的水平的。该型号由国内 601 所研制，后转由 611 所负责，大致上与瑞典 J-37“雷”有些类似。但是该型号的指标设置得过高，脱离国内科研生产实力的实际水平。特别是配套的 涡扇-6 发动机经过 20 多年的艰难曲折的研制道路，花费了 1 亿多元的研制费。虽然已于 1982 年通过地面台架 24 小时的飞行前合格试验，终因研制周期拖得太长，技术性能指标显得落后，飞机型号下马失去使用对象，而形成“停止投资，总结经验”的历史结局。究其主要原因却是错综复杂，各方面的看法，众说纷坛。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 60 年代初，发动机行业中没有认真做好技术基础建设，缺少技术储备，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急于自行研制象涡扇 6 那样“继承技术太少，创新技术太多，性能指标较先进”的大推力加力式涡扇发动机，冒的风险很大，这是难以研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训至为深刻。606 所在 1987 午开过涡扇-6 的技术总结会议，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可惜的是在未重视预先研究上吃了大亏这条教训，并末被人们广泛记取。80 年代初的型号研制中，不重视预先研究的阴影，依然伴随着研制工作出现。最终，歼-9 很快于80年代胎死腹中。一些双发重型战斗机方案也因类似原因夭折。
70 年代起苏联的威胁越来越大，加上 80 年代改革开发、国力增强，使我国自身具有了研制新歼击机的动机、底气和能力。这时西方出于抗衡苏联的需要，给予中国大量技术援助，其中以色列将自己胎死腹中的 LAVI“狮”式战斗机的设计资料提供给我国。在此基础上，成都飞机制造公司挑起重担，发起了对第三代战斗机的冲击——研制歼-10。
据传当时对新歼击机的研制，上级提出了三个事关全局的大目标：“研制一架满足战技要求的飞机;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技术、跨世纪的航空科技队伍;建立一个具有研制先进歼击机能力的航空科研基地”。这三个目标如能实现，不仅能为部队提供第一种国产三代战斗机，且能够建立起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中国歼击机科研生产力量。歼-10 或多或少的瞄准了当时最成功的第三代战斗机之一 —— F-16 的设计。当时我国尚无法解决数字线传三轴静不安定控制、翼身融合、大推力涡扇发动机这些三代战斗机的主要技术特征，几乎不可能自力更生完成计划。这时以色列向我们提供了“狮”式轻型战斗机的样机和技术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