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数十万民众应该去找唐宗宋祖理赔，应该反思盛唐、两宋繁华的“环境代价”，应该……还是打住吧。借用某非著名相声演员的一句台词：你这么说，你自己信吗?我的回答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仅仅从专业角度来看，排污企业、有关部门难辞其咎。且不说触目惊心的污染现状，也不说有关人士表述的自相矛盾，单就从判断重金属污染的关键指标来看，有关方面一直以地表水监测正常为由，证明排放达标，殊不知土壤检测数据才是更有说服力的指标。仅有地表水监测结果，根本不能作为重金属是否超标的依据。但是，当地环保部门从未做过这一检测，也就是说，重金属污染尽管病象沉重，但技术上的诊断工作远未真正开始。这一方面有着本不该出现的设备缺乏原因，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和有关部门推卸责任提供了遁词。
清人魏源曾说：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不妨续上一句，把今人的责任推给古人，是为“赖古”。虽然“不为古人埋单”的理由不值一驳，但多少也提醒人们从历史角度审视污染问题。这么一来，历史底牌就翻开了。长期的先污染后治理思路，累积了大量环境欠债;GDP至上的政绩观念，让当地政府不惜以低廉的环境成本吸引污染项目，宽容甚至放任企业排污;基层环保部门的监管职能一直弱化，使防污治污工作举步维艰……
如果说存在历史原因，上述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原因。当然，这些也是延续至今的现实挑战。治理矿业污染，补偿一方百姓，只有在追溯历史根源、正视现实问题的反思中起步，才能找到真正病根，开出见效药方，让深受污染之害的乐安河沿岸百姓得以安享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