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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允中的母亲李润琪在世时回忆
“三哥可能是长沙最后一位细菌战的受害者，现在他走了。”易允中的六弟易进
当年吃糖的孩子，几乎都死了
易进的父亲易金鹏是长沙人，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易金鹏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任职，在安徽黄山脚下的太平镇担任邮政所所长，后又调到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任高级翻译。
1939年，易金鹏的第三个儿子易允中出生。“我三哥，长得乖巧，讨人喜欢，是我母亲的最爱。”易进说，那个时候他还没出生，但他母亲李润琪在世时经常跟他讲起那段岁月。
1942年初，太平镇出现了不少低空飞行的日军飞机。当时，镇上的人被吓得要命，以为是要轰炸，每个人都躲了起来。李润琪告诉易进，飞机机身是黑色的，吐着滚滚浓烟，投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一些糖果，还有一些棉絮，当时镇上的人都觉得很新奇。糖果，对处于当时战争时期的中国人尤其是孩子来说，太具有诱惑力了。出于本能的警觉，各家各户的家长们都告诫孩子们不要吃。但孩子们还是吃了，其中就有易进的三哥易允中。不久，镇上吃了糖果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现身体反拱，抽搐，哭不出来小脸憋得发黑。
“当时镇上一下子少了孩子的吵闹声，非常清静。过不了几天，几乎家家户户传来哀嚎声，镇上几乎所有孩子都死了。”李润琪在世时曾说。易进说，当年日军在安徽太平镇附近投放细菌物质，在现在的县志里有记载。
易允中命保住了，成了聋哑人
3岁的易允中也发病了，起初是大把大把掉头发，接着指甲也掉光了，全身身体向后躬缩，高烧不止，皮肤开始溃烂，手臂瘦得皮包骨，没有一丝活气。“当时，大家都觉得三哥没救了，身体逐渐冰冷。简直就是活着的僵尸。”李润琪坚持不让把孩子抬走，用自己温暖的身体紧紧抱住孩子，为了防止传染别人，她将孩子带到一间房子里，独自精心护理。可有一次，易允中呼吸停止了，家人彻底绝望，将全身溃烂的孩子从李润琪怀里抱走，抱进了棺材。准备盖棺时，李润琪跑过去，抱回孩子。农村人说，孩子患病要接地气，于是，李润琪将孩子放在了地上，在孩子身旁大声哭喊，用湿毛巾擦孩子的脸。李润琪这时发现，孩子鼻翼处有了呼吸，竟然睁开了眼。
当时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任职的易金鹏将孩子接到了南京治疗。经抢救，易允中被救了过来。
在李润琪的记忆中，全镇的小孩几乎都死去了，唯一留下的就是易允中和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人虽然救下了，但后遗症伴随了易允中一辈子。高烧让易允中成了聋哑人，智力定格在了3岁时的水平，残留在体内的有毒细菌，让其皮肤经常溃烂。“一到春天夏天，易允中的背部、腋窝处、腹部等地方皮肤溃烂，用药都无法控制。”易进说。虽然易允中的智力低下，但1945年日本投降，南京全城沸腾，易允中竟要爸妈带他上街拍手。事后，母亲回忆，那一天易允中手都拍红了。
“像往常一样敲敲我的头，走了”
1950年，易金鹏一家从南京搬到了长沙。1953年，易进出生。1999年，母亲李润琪在长沙离开了人世。母亲临终前嘱托，照顾三哥易允中的重任就交给了老六易进。易进和三哥的感情最好。小时候，总是三哥背易进上学。他说：“我清楚地记得，我5岁时和邻居小孩一起玩，当时哥哥17岁，智商只有3岁水平，他很单纯，大家也都愿意和他玩。有一次其他小朋友开玩笑偷偷把我藏起来，要我三哥找。我亲眼看着哥哥去每家每户敲门，跪在地上重重地不停磕头，要他们把我还给他。”说到此处，易进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同住在一起50年的老邻居李恒回忆：“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易允中22岁，在南方工具厂上班，因为智商和身体原因，只能做最笨、最重的活，但是他每次工作都不偷懒，做得比正常人还要好。”
南门口大古道巷内一处不起眼的角落，易允中随弟弟一家住在这里。邻居介绍，易允中走后，房子变化并不大。记者走进后看到，不到30平米的屋内，摆着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再搁置些杂物，显得有些拥挤。
邻居肖建良告诉记者，易进夫妇俩平时在家里，除了帮别人装裱字画赚点钱，主要就是照顾哥哥的生活。生活上，易允中完全没有自理能力。易进每晚都留在他身边，“晚上，三哥会把手脚露在被子外面着凉，我必须每天和他一起睡。”易进说，我和爱人每天都得负责他的饮食起居，“他一直都没学会怎么用筷子”。
易允中出门的时候，弟弟总会陪在身边，“不然他就不知道回来了”。肖建良回忆易允中曾有多次出门走失的经历，每次走失都是街坊四邻集体出动找他，还记得有一次是从东塘把他找回来的，“他的手势我们都不大明白，只有他弟弟看得懂。”
2010年，大古道巷拆迁，一家人搬到了望城郊区的新房子，家里情况稍有好转。易允中生前的卧室，干净而整洁。“三哥走得很安详。昨晚睡觉前，他像往常一样用手敲了敲我的头，这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打招呼习惯，然后对我微微一笑，像小孩子一样沉沉的睡去。”易进说，没想到他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我身边走了。说到这里，易进抑制不住眼泪，“三哥可能是长沙最后一位细菌战的受害者，现在他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