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制度管理上有漏洞?
曾康华：制度有漏洞，执行过程也很宽松。
从预算的角度讲，是主管领导负责，而主管领导本身就是公款消费的重要人物;预算审批中主要是总量控制，而且也有弹性。
同时，目前我国在发票管理、转账和提现等方面非常混乱。有些单位的账目，看公款吃喝的额度并不高，但事实上也可能被其他名目报销了。
新京报：如何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公款吃喝?
曾康华：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制度设计，对资金严格把关。要对公款吃喝有着严格的数量界限，比如不能超过预算资金总量的比重是多少，是8%还是10%?一旦设定标准，要严格要求不能突破。同时，要严格用途，不能与其他资金混淆使用。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就要进行严惩。
除去内部监督还要公众监督
新京报：包括公款吃喝在内，行政经费在国内已经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曾康华：是的。我们曾经做过调研。1978年，我国行政经费占财政支出总量的8%;2007年，这一占比上升为27%。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来说算高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因素：因为人员效率较低因此公务人员偏多。
新京报：如何确保这些钱是否用得合理?
曾康华：这就是下一个手段，要进行公开，通过社会力量来监督。在现有立法部门、财政部门内部监督的情况下，还要有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比如去年中央政府公布“三公”经费，虽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数据，但如果今后每年公布，从连续性上，慢慢就能看出一些问题，也可以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