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供述，郎胜表示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规定的。“刑法规定，如果嫌疑人如实交代罪行，可从宽处理。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程序法，要落实这个规定。它要求犯罪嫌疑人如果要回答问题，就应当如实回答，如实回答会得到从宽处理。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规定的，并不矛盾。”
对于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审时删掉了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应“告知原因和场所”的问题，郎胜说，实践当中，案件的情况非常复杂，当事人的情况也很复杂。每个案件的情况又不同，不可能在法律里都一一作出规定。
“在一般情况下就都包含了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羁押的场所。”“但随着案件的发展和进一步侦查，可能一开始通知的涉嫌的罪名和后来的不一致，所以为了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法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郎胜说，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根据这一规定，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通知。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
有具体程序保障证据依法收集
曾有多位法律界学者认为，过去之所以出现佘祥林、赵作海这样的冤案错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严禁刑讯逼供执行的不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非法取得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这次修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郎胜点评说，“此次修法，是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提供保障。”
对于记者提出的“公开的资料中没有看到一例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郎胜说，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整个过程中，对非法的证据进行排除，是经常进行的。“当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以后，必须要有一系列的程序加以保障，所以这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排除，既强调了公检法各机关的义务，同时也专门规定了在审判阶段具体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