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网易新闻的相关报道：
“农二代”小关今年20岁，靠在广州做“鸭”卖淫为生。小关表示，自己13岁就辍学打工，17岁开始做“鸭”，中间因为身体吃不消休息了半年。小关表示，这个行业优秀的人太多，竞争激烈压力很大，自己不想回农村，也从来没有想过未来，当“鸭”多年也没有赚到钱。农二代辍学做鸭让人震惊，这些城市农二代自小没有在农村吃苦受累，而是跟随着父辈在城市出租屋中长大，他们对农村的土地没有像父辈们那么留恋，也没有父辈们想落叶归根的强烈愿望，他们想待在城市，但是又没有城市户籍，因为家庭经济所限，一般也不可能有多高的学历，多少生活技能，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技校出来打工的居多。很多人吃不了那份苦，就在社会游荡。
可是人活着，张嘴就要吃饭，睁眼就得花钱，没有谋生的能力，没有立足的资本，他们只能靠出卖灵魂肉体。这个新闻中的小关也就是其中一例，早早缀学打工，17岁就做鸭，干一段时间，身体不好，休息半年，也找不到适合他能做的工作，还得重操旧业，他不敢想自己将来，也不知道这种日子将会继续到何时。
“农二代”不应当特殊群体看
90后“农二代”进了城，忍受着户籍、社会保障、住房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他们在进退之间迷茫，在求生与为面子之间傍徨，为了生活，有些竟然做起了做“鸭”的职业，年轻的他们，路在何方?(3月30日《南方农村报》)
前一阵子，很多专家学者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此称谓未除，“农二代”的出路问题又引起社会的关注。关注“特殊”群体的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但笔者认为，解决好“农二代”问题首先是不应当“特殊”群体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