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院无人认领的女婴
这次专项打拐行动中被解救出来的31名女婴，有19名被送往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云南当地媒体刊登“女婴待认养”消息后，无一人被父母认领，
在昆铁警方的调查中，那些女婴最初来自被抓获的5位苗族人。“那些苗人审讯起来非常困难，他们的回答从来不超过三个字，‘不知道’，‘听不懂’”，他们装作听不懂汉语，所以几个月过去了，根本找不出婴儿是从哪里来的。同时，因为超过90%的女婴是亲子亲卖，根本无人报案，追查起来就更难了。而在以前，还出现过这样的案例：警方已经找到了婴儿的亲生父母了，而他们却不承认这是自己的孩子。”
刘磊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女婴，只好把她们放在儿童福利院里。其中6个，我们已经移交了监护权。我想，如果一直无人认领，这些女婴或者被人领养，或者只能在福利院长大。”
砚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秦绍年说：“警方对被解救的小孩都提取了DNA，放在数据库里，如果有小孩是被盗拐的，父母来报案后，通过DNA在数据库里进行碰撞，是能够通过对比而找出的。我们也希望丢失孩子的父母，能找回自己的孩子。”
昆明市福利院办公室主任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把小孩送来这边其实是不符合规定的，这些女婴应该是被送去救助站。但因为救助站那边条件不够，所以暂时让这边照顾。至于孩子的监护权，我们决定不了任何东西，我们无权将小孩送养，这个得由民政厅决定。”
而31名幼儿中的另12名则在河南、山东等地，也许，他们的人生会更幸运，即便他们是被贩卖的婴儿。
而仍留在河北、山东另外12名儿童，她们大部分都还在养父母手里，最大的已经4岁多了。她们与养父母之间也有了感情，是该从养父母手里抱走，还是带回来放进福利院里？这种情况让公安部非常头疼，现在，公安部已经默许那些小孩由养父母带着，只是让他们到当地的民政局去补办一个领养手续。
但在这起案例中，那些养父母因为参与买卖婴儿涉嫌犯罪。
他们不认为自己在犯罪
昆明铁路公安局一干警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文山是买卖婴儿的高发地区。以前昭通、红河是买卖婴儿高发地，经过公安部门的打击后，近年转到文山州的砚山、广南地区了。一些昭通人，带动文山当地的人进行买卖婴儿的违法活动。就我国的买卖婴儿来说，输出地主要是云南、广西等地，而输入地则是河北、山东、广东。”
砚山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田名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广南、砚山是文山州贩卖婴儿活动比较多的，近几年，每年都有公安部、政法委牵头的打拐专项运动。在‘2011•11•7’专项行动抓获的嫌疑人中，其中14名属于砚山辖区，4名属于广南辖区。”
云南省文山州与广西交界，属边远山区，人口众多，在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中，广南县有80万人，砚山县则有49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农村人口。
“在广南、砚山农村地区，青壮年都出外打工，早婚、超生现象非常严重。许多家庭在生育第一胎后，还是生女婴，为了逃避罚款，或者为了能继续生小孩，她会选择把小孩送给别人养，之前是送给亲朋，但现在有很多外地人来收购，所以一些人便把自己的婴儿给卖掉了。很便宜，就三五千元。”李田明说。
“第一层级贩卖婴儿的批发商在农村还有中介人，中介人看到谁家生了女婴，就会去游说，‘你这个女婴是超生的，怕不怕被罚款，不如我帮你给她找个好人家，你还能拿点收养费’，而这些卖力的中介人每次只收二三百元的中介费，然后，在他们的介绍下，人贩子便上门了。”
“他们中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
刘美就不认为自己在犯罪。面对昆明铁路公安的审讯，她说：“我这是在做善事，那些小孩那么可怜，送到我这里来，让我给她找一个出路，我不能拒绝。我只是在做好事的同时，收取一点中介费。”
“除了利益的驱动外，她们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而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刘美在目睹丈夫被捕并判刑后，仍然能够泰然自若地继续从事贩卖婴儿的活动。
砚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秦绍年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贩卖婴儿在我们这里变得非常复杂，因为亲子亲卖，在源头上很难侦查，他们既不报案，甚至当我们找上门时，也根本不承认小孩是自己的；而养父母那方，他们把买来的小孩养了几年，有了感情，小孩也不愿意离开养父母。所以，我们一般只重点打击人贩子。”
舆论认为，某种程度上，计生高压政策促使超生农民将婴儿非法处理。地方政府习惯于以经济惩罚来遏制超生行为，这让很多妇女怀孕后，到外地生小孩，男孩抱回家，女孩交给别人收养，收取少量收养费，还能躲避征收社会抚养费。
砚山县计生局副局长王芬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砚山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官网显示，2011年，砚山县被云南省人口计生委评为“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全县当年违法多生育数为54人，年底，砚山县人民法院对拒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17户违法生育户予以强制执行，执结14件，共执行征收社会抚养费24.9万元。
“我的女儿不会送给别人”
2012年6月8日，砚山县城西郊的一段斜坡上。这里散落着许多民房，陆明和陆丽租住着其中一间。那是一座单层的小院落，每年租金2000元。
这天陆明出去了，只有陆丽和她最小的女儿在。
当砚山县的干警带着记者到来时，她丢下手头上正在搓洗的衣服，局促地招呼大家。她说：“陆明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了。”警察让她打电话叫陆明回来，她犹豫着，最后还是打了电话。电话打完后，几位警察离开了，只留下记者。
这时她的话才多了一点。
她才20岁，却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丈夫陆明，也只比他大1岁。
她说，她在昆铁看守所关了34天，一共被审问三次；她说，“说实在话，现在特讨厌警察，无缘无故抓了我，又无缘无故地放了我，我想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反正我也说不过他们当官的”。
对于今后，她觉得，“现在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坦然面对吧，经得起大起大落，才有好的明天，电视里都这么说的。反正我很后悔那么早结婚，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指陆明。她和他是在浙江打工时认识的，那时，她才15岁。
陆明在电话里答应了回家，但等了很久都不见人。陆丽对记者说：“他应该不会回来了，我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玩。”
一个多小时后，陆明回来了。他留着一头长碎发，待人和气有礼，讨人喜欢。
他没有出去玩，而是开着自家一辆长安小汽车，到广南收购野蘑菇去了。而这，也是他如今的营生。
回到家中，他抱起自己的小女儿，放在腿上，掏出手机让她玩。他微笑地看着她，像是看着这世界最可爱的小公主。她妻子幽幽地说，在那34天里，两个女儿一直是他在带，现在就只跟他亲。
时代周报记者问：“你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了，要是你想要生一个男孩，会不会把女儿送给别人养？”
“那是不可能的。”
“这地方很多人都这样。”
“别人是别人。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