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吴显国列席河北党代会，这被看做是复出的信号。虽然不知其复出后任何官职，总之是复出了。算上去年复出的几位石家庄正副市长，如原市长冀纯堂去年10月出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原副市长张发旺复出任市政协副主席，原副市长赵新朝复出任副市长，当初因三鹿事件被免职降职的官员已悉数复出。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给问题官员重新安排工作说得过去，何况三鹿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四年，问题是，对该规定不能简单机械地只做时间上的理解，关键要看其在免职期内的表现，是积极思过，诚恳检查，还是牢骚满腹，四处活动，以图东山再起，并非说一年期满后就能官复原职。
那么，问题官员免职后的表现又如何呢？按不成文的规矩，组织大多不会给他们安排一般的工作岗位，更不会布置工作任务，而是准许他们赋闲在家，享受带薪休假待遇，因而外人很少能窥知他们真实的情貌，组织上也很难对他们在这特殊时期内的表现作出评价。——此时的问题官员无职无权，加上无工作岗位，没表现机会，更没政绩可言，组织何从考察？
而按照干部任免条例规定，提拔干部，须经过任前公示、民意检测、组织考察等组织程序。照例，任命问题官员也得经过这些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尤其需要规范任命问题官员的组织程序。但从众多问题官员复出个案中，公众从未发现有哪一位问题官员复出走过这些程序，大多是悄悄地复出了。面对公众的质疑，也鲜见有组织部门对此作出解释。这样就给公众造成一个印象：问题官员复出是无需经过公示、民调、考察等组织程序的，全由组织部门说了算。
这就奇了怪了，普通干部想要获得提拔，还须过五关斩六将，又要公示，又要接受组织考察，问题官员复出却可以规避选拔程序，只须组织点头，就能异地为官，或者官复原职。这能说是正常吗？
时间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不能说三鹿事件过去几年了，所有责任人的责任也就免了，也就可以复出为官了，而是要给出“复出”的理由：是彻底改正了错误，还是能力超强、品德超好，不用不可。然后，像提拔一般干部那样，组织部门应对他们进行任前公示、民意测验和组织鉴定，在充分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再宣布任命决定，这样，老百姓才会心服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