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曾颁布许多文件(或禁令)遏制三公消费，各级地方政府也采取过一系列举措。不过，其收效并不令公众满意。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长期研究三公消费治理问题。据他分析，三公消费支出逐年攀升系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公共权力长期封闭运行；二是公共资源责任主体长期缺位，形成“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的结果；三是社会公众监督严重缺位，忽视了公众力量。
范柏乃提出，在各级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专门设立三公消费的费用结算中心，实行三公消费与费用结算完全分离，并建立公务招待网站，接受全民监督。
他以公款吃喝举例：在俄罗斯，公款请客需要履行严密的手续，整个过程需要消耗数月。首先，在请客吃饭之前，需要填写一张详细的“请客吃饭”清单，具体说明请客吃饭的时间、地点、人数、费用和原因等；其次，这份清单需经三个领导批准；第三，请客吃饭财务报销时，需在发票上详细说明酒菜的品种、数量、价格等。
“对于俄罗斯的政府官员而言，公款请客吃饭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能偶尔为之。”范柏乃认为，中国欲遏制三公消费，必须构建公众参与的长效化治理机制，真正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国行政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绩效管理研究会会长高小平强调，治理三公消费还需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相结合，并引入全程全域的管理理念。
“还要考虑消费经济的健康发展问题。”高小平说，中国的一大部分消费基本上是官场消费带动的，在遏制官场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市场的健康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