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钩,即古人束腰用的腰带扣,其制作的质料以铜、铁为主,也有部分使用黄金、白银、玉、石、木等材质。带钩由钩、颈、体、钮四部分组成。按其与人体相接触的适应程度,可分为弧形钩和直形钩两类。弧形钩,连接革带两端与环、扣相合,使革带能够牢固地系着衣袍,以达到束紧腰带的目的;直形钩主要用于搭挂连接,例如用来佩挂印章、铜镜等随身小物件,也有装饰的功能。
古代人习惯腰间佩挂饰物,在商朝及西周时期就一直延续着革带和大带的配搭方式,但由于革带质地坚硬、不易系结,于是一种专用于革带连接、可解可接的钩状物便出现,这就是标准意义上左钩右钮式的带钩,我们一般也称之为“周秦带钩”。之所以称它为“周秦带钩”,是因为它发源于周室王畿附近和三秦故地,故称“周秦带钩”。新乡市博物馆现馆藏有百余个西周到东汉时期的铜带钩,本文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铜带钩进行介绍。
龙纹嵌石琵琶形铜带钩(图1):战国,长19、宽3、厚1.7厘米,重189克,钩身整体呈琵琶形,宽体长颈,钩钮近尾端。钩身正面浮雕三条螭龙纹,曾镶嵌有玉石。钩首有两条螭龙,螭头相对,螭身蜷曲,腿部粗壮,爪伸张,尾部腾空呈卷云形弯曲状。钩尾一螭龙龙头靠近钩颈,身体作躺卧状,拉大了整个钩面的空间。钩体背面通素,有一圆形钩钮。该带钩整体造型别致,纹饰复杂,做工考究,显示了尊崇权势之气,应是身份较高之人的佩带之物。
菱形纹镶绿松石琵琶形铜带钩(图2):战国,长18、宽2.7、厚1.6厘米,重145克,带钩整体呈长琵琶形,侧面有一定弧度,钩钮靠近钩尾,钮有缺块。钩身表面满饰凹凸相间,纹饰由菱形、米字形和圆形组成,菱形纹中间镶嵌的绿松石有部分脱落。此器物制作工艺精湛,整体纹饰工整,装饰华丽,应是腰间连接所用。
错金琵琶形铜带钩(图3):战国,长12厘米,重45克,该器身呈弯弧琵琶形,采用错金工艺。器物背脊刻有两条凸棱线条,表面错金圆纹居中对称排布,镂刻符号相间其中,背面圆形钩钮靠近钩尾。该器物保存完整,工艺精美,制作考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研究战国时期青铜错金工艺和衣饰配件的重要实物。
长牌形铜带钩(图4):战国,长21.7厘米,重184克,通体呈墨绿色,钩身趋细弯曲为长牌形,钩背饰一圆形钩钮。钩尾一端为龙首,蒜头鼻,一对圆眼,龙耳向后且末端呈卷曲状,耳上还有一对绵羊角。钩体正面用阴线雕琢纹饰,圆形、和长方形相间排列。该带钩整体纹饰简洁工整,线条流畅,做工十分精致细腻。
云纹耜形铜带钩(图5):战国,长5.3、3.4、厚1.8厘米,器型呈耜形,以往或称匙形。钩首呈长方形,短颈,钩身正面脊背中部刻有突起的棱形线,身尾呈对称半圆形,并刻有祥云纹,钩体背面置一圆形钩钮。此带钩式样独特,设计简洁巧妙,实属带钩中的精品。
秦汉时期,特别是秦朝和西汉初期的服饰基本沿袭了战国时期流行的齐膝上衣和长袴的装束,因而带钩的使用愈加普遍,上至王侯,下及百姓,带钩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之物。人们开始使用金银铜铁骨玉等各种材质制作带钩,并赋予其天文地理花鸟鱼虫等各种纹饰和形状。此外,还在带钩表面进行鎏金、镀银、镶嵌、雕饰等各种艺术加工,使带钩成为当时服饰文化中一个引人关注的亮点,《淮南子·说林训》中就曾提到,士大夫们凑在一起,时常是“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
鎏金全兽形铜带钩(图6):西汉,长20、宽4、厚1.8厘米,重214克,钩体呈扁条状,较宽,通体鎏金。鎏金是一种金属装饰工艺,即将金与水银的混合剂涂在铜器表面,随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了铜器的表面。带钩钩首为兽头,钩体正面有镂空两兽,兽面双目圆睁,脸两侧有凸枝,钩身背面置一圆形钩钮,位于整个钩体中部。该带钩整体纹饰复杂,雕工精细,造型不拘一格,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准。
曲棒形铜带钩(图7):东汉,通长14.5厘米,重110克,钩体呈圆棒形,曲为弓式,正面通素,钩首为一兽首,圆形钩钮置于背面中部。由于带钩到东汉后逐步走向衰落,无论是数量还是工艺都不能与前朝相比,其造型多以写实为主,由此带钩的纹饰也可看出较为简洁朴实。
自西周至汉晋,在男性贵族的服饰中,革带主要就是凭借带钩系结,所谓“带约其要(腰),钩挂于带。”(王充《论衡》)这种设计,既是我国古代人民特有的发明创造,也是我国传统服饰中历史最久、持续时间最长的腰间设计之一。随着东汉以后带钩的使用逐渐减少,大致到北朝时期,与今日皮带样式基本一致的腰带“蹀躞带”开始兴起,并一跃成为主流款式,于是,带钩便随之逐渐退出人们视线。但不可否认,带钩反映了当时金属制作、玉石镶嵌的工艺制作水平和人们的审美情趣,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了我国古代服饰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