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为中国足球“开方”
足球改革面临四大课题(体坛聚焦)
1月22日，历时两天的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大会曲终人散。与会代表离开坐落在河北香河的国家足球训练基地，重振中国足球的艰巨任务再度起步。“中国足球要打翻身仗，是一场持久战，”有“打假斗士”之称的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说，“我已经70岁了，可能看不到了，但只要能实现，我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牵动人心的中国足球已有太多沉疴，若要重焕生机，还需在各个方面细细琢磨。
问题一
职业联赛如何更职业？
陈培德：足球职业联赛要铲除腐败的温床，管理体制就必须改革，实行管办分离，把职业联赛交给联赛理事会和中超公司办。但同时也要制定周密完善的制度来约束，足协要负起监管的职责，公安司法也要介入。足球事业有希望的前提是在健康干净的环境中运行。
李毓毅(中国足协执委、上海市体育局局长)：足球项目的薪酬与其他项目的反差、业余与职业的反差、运动员薪酬与水平的反差，都制约着职业足球的发展。同时，在足球领域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得电视转播形成规范的市场行为，从而让职业足球能从足球本体产业中自我造血。
于长龙(延边长白虎俱乐部总经理)：中甲俱乐部同中超俱乐部差距很大，当前中甲俱乐部的联赛由中超公司代管，使得中甲俱乐部的地位、商务开发等始终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各项支持政策无法到位，俱乐部的主体地位、市场运作都得不到保护，投资人的权益更无法得到放大，使中甲俱乐部的投资主体不稳定，希望足协能够给予中甲俱乐部更大的生存空间。
问题二
协会发展如何更健全？
魏吉祥(中国足协副主席)：全国的协会建设堪忧，大概有10家中超俱乐部所在省的足管中心有初级建设，另外有1/3大概分流在各体育局的社会管理中心、球类管理中心里面，还有10家是自负盈亏没人管。协会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能够落地生根，吸引更多的人才。因为只有依靠协会，运动员、裁判员、基层教练员才能有一个家。
柯国洪(广东省足协秘书长)：中国足协应该注意顶层设计的问题，协调地方足协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协调地方足协之间的关系，否则可能会导致省足协与市、区足协的冲突。针对足球不发达地区应结合当地的实际制定不同政策，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开展业余足球，鼓励协会建设活跃的业余联赛，吸引更多的人投身足球。
问题三
校园足球如何壮大？
陈培德：中国足球的重点在青少年，青少年的重点在学校。校园足球是未来的主阵地，未来的希望。现在的问题是体育系统有激情，教育系统可能没热情。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还很严重，应试教育的现状不改变，校园足球不可能真正开展起来。
隋国扬(上海市足协秘书长)：校园足球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更多和教育部门形成互动机制，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教育部门的优势来加速校园足球发展，地方足协应该更多地在足球方面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基层人才缺失是校园足球的一大问题，校园足球的一线指导员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所以中国足球应该花大力气将专业人士包括退役的运动员送到校园足球中，在政策上给予保障和扶持。
柯国洪：校园足球的下一步应该更加务实，不要追求大范围和大数字，应该先把想做的事情盘点好。校园足球在足协里应该有专门的部门设置，在竞赛内容上给予指导，在竞赛规程上给予设置，将现有的4级联赛加以整合，把有限的资源整合起来。如果校园足球和其他竞赛系列的体系不协调，就很难形成有序的培养体系。
问题四
青训如何形成体系？
李毓毅：现在的青少年培训体系没有很好地解决出口问题，导致专业人才萎缩。青少年培训大纲在基层的实施，需要专家来指导。12岁以下的青少年应该淡化金牌意识，让青少年在足球教育中促进个人成长，不以成绩论英雄。同时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评估体系。
柯国洪：青少年培养应强调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不要折腾，例如全运会的年龄分组设置，3届换了3个。以后不能再这样下去，政策出台之后要稳定3到5届。竞赛是一个重要杠杆，竞赛体系、年龄组的设置要科学，要尽早确定，要符合各省、区、市的实际情况和足球发展的规律。
隋国扬：青少年足球现在面临着许多现实挑战，经纪人的操作较为混乱，现在小学的一些球员就已经被一些俱乐部看中招走，而一些球队没有搞后备力量，而是到处挖人，对青少年培养都是损害。所以急需足协制定政策，在青少年球员的注册、管理制度上保障培养方、启蒙教练的权益，以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本报记者 刘硕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