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中国的元宵节，恰巧又是西方的情人节。一个事关家庭，一个事关爱情。一位上海专家，从刚刚这个“相亲的春节”一位女孩“一天相亲5次”开始，层层剥开这条新闻，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和婚姻……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陈欣希望能当着爸妈的面，说出那个“不”字。
可那，只是希望，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从来没有。
经历过几百次的相亲后，他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父母交代的结婚任务，然后，离婚。
现在的他下了班后，最多的是把自己关在屋里，“最好与世隔绝，和谁都不用说什么”。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数以千万计在都市务工的青年男女，都已经历或正经历着与陈欣过去类似的故事。
他们回到农村，在短暂的假期中频繁相亲，仓促定下终身。
这样的婚姻，就像泡面、速食，满足基本生存所需，却难说美味、质量，并可能会留下难以预想的后果；但看上去这一切似乎又难以避免。
在2月14日的这一天，我们想说说婚姻与爱，说说他们的故事。
最高峰一天相亲近10个
今年春节期间，一个女孩一天相亲5次，最后连相亲对象长相都记不清的新闻，引来网上无数的感慨与转载，相亲成了春节一大热点。
陈欣的弟弟看了新闻，就笑，“一天5次，我哥的最高峰时比她只多不少”。
陈欣坐在一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性格的内向，让他早已习惯安静地坐在角落，就像众人谈论的事，与他毫无关系。
加上160厘米的身高，陈欣与不少女人心目中理想的丈夫样貌，似乎相距甚远。
可是，他已经结过婚了。
中学毕业后，陈欣进中专学习车工，毕业后在西安一家大型国营工厂里找了份稳定的工作。
剩下的，就是全家最关心的，他的人生大事——结婚生子了。
从那以后，每次过年、过节回家，陈欣总要相几次亲，但和大多数女孩都只见过一面，有时甚至就是在街头两人碰个头，说几句话，没了下文。
陈欣的相亲数量，在3年时间里，按弟弟的话说，从“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最终至少“一个营”，“三四百人总有的”。
最高峰一天，陈欣自己回忆，将近10人。
让人哭笑不得的一次，一个女孩礼貌地提了点东西到家里来，没过10分钟，陈欣看了看表，和女孩打了声招呼，提着女孩的东西就出了门。
和下一个女孩约好的时间到了，也是要去家里，他干脆提上女孩送的礼物，直接送去了下一家。
甚至让人好奇，到底哪来这么多未婚女孩能和他相亲？
其实并不复杂，在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餐馆、商店里的女孩，多数来自下属的县乡，能够找个差不多的，嫁到城边的村里，总是一个吸引人的概念。
3年时间，陈欣甚至不愿去回忆，更多时是父母之间的争吵，母亲喜欢父亲不同意，父亲中意母亲不爱……
终于，2011年，陈欣和一个女孩订了婚，对方是一家卖米线小店的店员，半年后两人结婚，皆大欢喜。
他与妻子在婚前，也只见过三四次。第一次见面后感觉还不错，第二次带女孩和女孩家人逛街，给女孩买了几件衣服，还有几件金首饰，权当订婚礼物，接着就是摆订婚酒了。
婚礼，放在了那一年的国庆节，家人摆了15桌酒，房子是早已准备好的城里一套两室一厅，加上买家居用品的花费，大概不到5万元。
节后，陈欣又回到西安的工厂里，女孩依旧留在米线店里工作，两人各居一方。
半年后的一次偶然，父亲路过他们家，用备用钥匙打开门，原想帮两人收拾一下，却惊呆了——家里竟被搬得空空荡荡。
父亲以为遭盗了，又觉不可能，再去找儿媳妇，这才知道，两人已背着家人离婚了。
父亲暴怒，强令陈欣回家，内向的儿子嗫嚅半天，终于说了实情：由于分居，妻子又爱上了别人，和他提出离婚，他怕家人责备，也对这个女孩没什么留恋，于是就偷偷办了手续。
分手前，女孩把家里能搬动的，全都搬走了。搬家的车钱，还是陈欣付的。
面对这样的儿子，一家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许久，陈欣才告诉父亲，在他工厂附近一家小吃店的女老板，对他一直很好，可她离过婚，还带着孩子，他怕父亲不同意，一直没说。
家人反对是自然的，更重要的还有女老板提出的要求，“结婚可以，也不要彩礼，能不能在老家盖5间新房”。
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家人原想顺着陈欣的选择，这下没有了。
至于之前的妻子，“你爱过她吗？”陈欣沉默不响，“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想对爸妈说不。”
婚姻是什么？“就是找个人，一起过日子吧。”
要是父母不同意呢？陈欣更沉默了，“别逼我了，我就这么过吧。挺好的”。
缩小的婚嫁圈
陈欣的经历，在李德看来，并不意外。
李德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后，在2010年做博士论文时，他已将眼光投向这个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
最初引起李德兴趣的，也是陈欣、与新闻里那个女孩都遇到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回家乡找伴侣？
李德还记得，10多年前的2002年春节，在北京打工的弟弟与一个安徽女孩结婚的事，两家相距300多公里，类似的状况当年全村还有好几个。
但近几年，村里春节回家探亲时的“闪婚潮”开始了。每逢春节的十多天，附近村庄适婚青年男女，在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见面、下彩礼、订婚，并约来年办婚礼时间，一直热热闹闹。
这似乎有点违背常理。按理说，社会发展了，外出多了，流动也方便，现代青年农民工本应视野更广、交友圈更大，无形中自由恋爱、异地婚姻的状况应更多。
但真在实地做田野调查后，李德发现，结果完全迥异。
中国传统农村的通婚距离一贯很近。曾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前250年间北方农村嫁娶地域做调查，发现近半数户主婚前与其配偶两家相距里数在3里—10里之内，绝大多数户主通婚距离在1里—20里之内。
随着改革开放，第一代农民工开始外出打工，农民工的婚嫁圈开始发生变化。一份对河南农村5个不同地方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前，河南省农村居民嫁娶位置以 “同村”、“同乡不同村”、“同县不同乡”为主，这三种比例自1949年至1978年的平均比例之和为95.86%。但到了2000年前后，这一项目的数据下降到82.89%，而“异省异县”的比例上升到16.69%，而且出现了“异国”婚姻。
在李德定点调研的河南省L村，村里第一个异省结婚的女孩小李，1990年小学毕业后便去北京打工，认识了来自山西绛县的小孟，两人最终在1998年举行了婚礼，并在L村相邻的县城郊区买了宅基地，盖房生子。
但在近两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许多新观念、新思维，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但现实却更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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