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的战略部署，这不仅适用于资源要素改革价格，也同样适用于公共资源配置改革。中国的科研体制改革要向国外学习，让企业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主要力量，以市场为导向。
广东省纪委日前通报，广东科技厅副厅长王可炜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继去年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后，广东科技系统又一落马的厅级官员。2013年，广州检方立案查处该市科技信息系统腐败窝案25件29人，涉案金额共计5000余万元。窝案涉及广东省、广州市及各区三级科信职能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第一财经日报》2月17日)
广东科技厅正副厅长均落马，并形成几十名官员的窝案，这反映出当下科研管理的混乱，这种腐败，根本上源于过于行政化的科研管理体制，科研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形成寻租腐败的空间。
作为重要的公共资源，当前的科技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行政部门配置。具体来说，就是由科技部门来配置。由于配置过程非公开化，一笔科技资金，有多位申报人的情况下，批给张三也可以，批给李四也可以。最终批给谁，往往就取决于谁更有背景，谁给的回扣更高。甚至行政审批人员为了套取科技资金，主动找企业申报。根据广东方面披露的案情，就有科技局内部人员涉嫌通过伪造事项申请材料帮企业骗取政府科技补贴。
科研腐败和交通领域的腐败、工程领域的腐败，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行政化的科研管理体制根源不消除，腐败恐怕永无穷期。
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的战略部署，这不仅适用于资源要素改革价格，也同样适用于公共资源配置改革。中国的科研体制改革要向国外学习，让企业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主要力量，以市场为导向。
一方面，政府部门手中无须掌握大量科研资源和资金的支配权，没有这样的权力，就没有腐败的机会。政府部门的主要责任，是创造公平自由的科研环境，通过政策引导，激发企业的创新精神。将大量科研资源集中投向于少数企业，不仅会造成浪费，对于其他企业也很不公平。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出资参与的科学研究，只限于基础性和战略性领域，也就是企业不愿意做，或者无力做的研究。这样的科研，不能由少数人关门说了算，而应公开透明，充分竞争。如，对应用型研究，可以考虑改政府事前拨付为事后购买服务。在高校和企业取得科技进步的突破后，政府予以购买并转化为公共知识，由此弥补前期研发支持；对基础型研究，彻底推行同行审议，把资金拨付的决策权交给独立第三方的专门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科技管理部门只是负责监督资金使用，协助科技成果管理，服务企业和高校，无权涉及资金决策。
统计表明，中国每年科研投入已经突破万亿，高投入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腐败空间，大量科研经费“生产”出来的都是没什么人看的论文，这已饱受诟病。通过“市场化”，改变科研资源的配置方式，方可遏制腐败，让每一笔科研资金都花在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