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不同于普通百姓，他们的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如果他们的道德品性低下，做有悖于公共利益之事，其权力行为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将严重地损害政府的道德形象。而相反，如果官员能在道德建设中起到表率作用，其示范效应也极其之大
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底线是否应高于普通群众？近期发生的多个新闻事件，让关于“官德”标准的讨论再次出现。
2月13日，福建省漳浦县一名公职人员被单位撤职处分，原因是有网友在新浪微博爆料，该名公职人员与一女子未婚生子，并抛弃这名女子，欲迎娶另一家世较好的女子，结果产生婚恋纠纷。
无独有偶。在该事件发生前数日，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出台了一个“公务员行为规范”，对公务员的行为要求延伸到工作时间以外，要求“不得存在婚外情”、“不得观看黄色影视”等。
对此，这份“规范”的起草方表示，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底线也应高于普通群众。此说法一出即引来社会广泛讨论。
相关专家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样的规定并不是将公务员特殊化，“官德”不仅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绩效。作为社会精英人群，公务员的道德水平会起到很强的示范作用，理应有更高的要求。
公务员“不准看黄片”遭调侃
一共3197个字的《大东区公务员行为规范》，制定时花了两年时间，前后修改近20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该规范的起草人、沈阳市大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张书记强调了其严谨性：“必须每一条、每一句话、每个词儿仔细论证、研究、推敲，有点像立法，相当严谨、严肃。”
正是这个“严谨、严肃”的文件，一公布即引来网友们带着戏谑的质疑——“沈阳大东区规定公务员不准看黄片”。
这一质疑源于该规定中对公务员8小时工作外行为的规范。
《法制日报》记者查阅发现，《大东区公务员行为规范》中对公务员工作外的要求包括：不得家暴或虐待家人、不赡养或抚养家人；不得存在婚外情；不得观看、收藏、传播黄色影视和书刊；不得罔顾群众安危，不见义勇为；不得赌博；不得抵制社会公益活动；不得破坏生态环境；不得在公共场所酗酒；不得违反社区管理规定……
这部分内容遭到部分网友质疑，但恰恰被张书记视为整个规定的亮点。
“当前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公务员在这些问题上犯错误的事件，让群众深恶痛绝，对公务员的形象影响很大，需要有这样一个规范进行约束。”张书记解释道。
事实上，沈阳市大东区并不是第一个对公务员工作外行为进行约束的地方。2011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就曾出台《公务员思想道德和社会诚信行为规范》，对公务员职务之外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约束。
南通市人事部门称，他们观察发现，在绩效评估、机关作风考核等制度的严格约束下，公务员在单位的8小时之内，大都能勤勉敬业、表现尚佳，但下班离开机关后，一些公务员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言行举止甚至不如普通群众。
负责起草该规范的南通官员对媒体表示，即使离开岗位、处于职务之外，公务员的个人行为也不能等同于一般人，“公务员是党和政府路线方针的执行者，反映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和行为底线，理所当然要高于普通百姓”。
“官德”理应有更高要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李春成曾对“官德”有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官德”不仅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绩效。
“中国向来有官文化的传统，自古以来都有‘吏为人师’的说法，作为社会精英人群，公务员的道德水平理应起到典范作用，对社会道德水平产生示范性。”李春成认为。
据他介绍，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官德”建设。进入21世纪后，不少地方党委和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将德行考察列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的重要指标，内容和举措纷繁多样。
《法制日报》记者留意到，在去年中央下发的多项规定中，也有部分指向官员的工作外个人行为。
去年12月19日，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文明节俭办丧事，带头火葬和生态安葬，带头文明低碳祭扫，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党员、干部去世后一般不成立治丧机构，不召开追悼会。
10天后，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要带头遵守禁烟规定，并要求“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
“比如吸烟，看似个人行为，但领导干部如果在主席台上吸着烟，不仅影响别人的健康，对党的作风和形象更是一种损害。”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也持相同的观点，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中央发文对领导干部个人行为作出规范，对全国示范作用十分明显。
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春晨在此前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解决道德问题，尤其需要官员和处于有权岗位的人员起到示范作用。
“政府官员不同于普通百姓，他们的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如果他们的道德品性低下，做有悖于公共利益之事，其权力行为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将严重地损害政府的道德形象。”孙春晨说，“而相反，如果官员能在道德建设中起到表率作用，其示范效应也极其之大。”
为公务员建立道德档案
对于此类道德规范，一个十分普遍的质疑是，要如何执行？如何监督？
李春成坦言，这种担忧的确存在：“要真正考核起来成本可能会很高。”
他认为，目前一些“道德规范”大多对公务员的某一个具体行为作出了规范，这些具体规范更适合作为倡导性的建议，而不适合当做具体考核标准。
“我们不应拘泥于公务员的某个具体行为或表面言行，比如一个公务员他有一次救了落水儿童，我们不能简单评判这个人道德品行十分良好；也不能因为他的一些言语就作出判断，而应该综合考察、反复印证，这样才能真正看出一个公务员的道德品行。”李春成说。
他认为，公务员的内在德行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只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道德言行才能合理地推导出其道德品行。他据此建议，应该为公务员建立德行档案，档案不仅可以记录公务员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德行表现，并据此合理地推断其道德品行，而且理性地看，具有较差的品行记录的人，较之那些具有较好声誉或没有任何历史污点的人，更有可能选择违背道德准则行事。
除了提出具体建议外，李春成还向《法制日报》记者强调，规范公务员道德切忌“避重就轻”。公务员的德行考察内容，重心还是应该放在其与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有关的公共道德品行(如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上，私人道德品行和社会生活品行应放在其次。记者范传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