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省级政府的行政成本呈下降趋势，部分地级市政府的绝对行政成本下降
超80%地级市政府的行政成本低于财政支出增幅
40%地级市政府的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GDP增幅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记者温红彦、王比学、张洋、徐隽)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创新工程第五项目组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我国行政成本趋降，从国际视野观察，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规模和增长速度，整体上处于合理区间。
在省级政府层面，宁夏、青海、上海、黑龙江、浙江等30个省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率；广东、海南、重庆、贵州、西藏等26个省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
在地市级政府层面，根据最新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数据，对全国317个地市级政府行政成本绩效评估结果发现，行政成本出现了增长幅度下降或绝对数下降的事实，273个地市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率，128个地市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从行政成本的绝对数值分析，长治、晋中、铜川、马鞍山、乌海等23个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出现负增长。
管好政府的“钱袋子”
行政成本，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词汇，也是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作为政府履职和维持自身运转所必需的一部分支出，行政成本显示的不仅仅是一个财政数字，它还能折射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从深层次反映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倡导“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行动中，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现状如何？哪些因素影响行政成本？压减行政成本的意义何在？如何客观分析和正确认识行政成本？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赴安徽、四川两省进行了调研采访。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无论哪一级政府机构，只要开门办公，就会产生行政成本，就需要支出包括工资、社会保障费用等在内的人员经费，需要支出包括办公费、水电费、差旅费等在内的日常公用经费，还有与履行本单位行政职能密切相关的行政经费支出等等。一般认为，政府行政成本是政府维持自身正常运转和履行法定职责所产生的成本。
翻检不久前各省份两会通过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记者注意到，在中央单位统一按5%比例压减一般性支出的强力带动下，各地也相应压减行政成本，“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预算都有所下降，特别是“三公”经费，北京压缩12.7%，上海压缩11.2%，湖北压缩13.7%，广东、陕西等地下降超过10%，浙江降幅为30%。
这说明，我国多个省级政府行政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创新工程第五项目组完成的研究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90%省级政府的行政成本呈现下降趋势，部分地级市政府的行政成本出现绝对下降，还有超过80%的地级市政府的行政成本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率，40%的地级市政府的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
在省级政府层面，宁夏、青海、上海、黑龙江、浙江等30个省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率；广东、海南、重庆、贵州、西藏等26个省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
在地市级政府层面，根据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数据，对全国317个地市级政府行政成本绩效评估结果发现，行政成本出现了增长幅度下降或绝对数下降的事实，273个地市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率，128个地市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从行政成本的绝对数值分析，长治、晋中、铜川、马鞍山、乌海等23个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出现负增长。
这份研究报告还指出，从国际视野观察，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规模和增长速度，整体上处于合理区间。
“行政成本增长率与财政支出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比较，是衡量行政成本是否合理的关键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贠杰教授说，数据表明地方政府正在致力于用尽可能少的行政成本，产生尽可能多的行政效能，行政成本及其控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行政成本管控折射政府执行力
在我国，“行政成本”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受关注的时间并不长。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行政成本”概念，并把降低政府行政成本作为今后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部分再次强调降低行政成本。
在对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对于行政成本，各地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界定，地方的财政管理制度对它也没有统一的核算口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杨文说：“可以从操作层面将行政成本限定在行政运行成本方面，也就是界定在财政预算单位机构运转成本。这部分既是社会各界对行政成本广泛关注的重点，也是中央下大力气抓的部分。”贠杰也介绍说：“多数地方是依据财政部制定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行统计的，统计口径主要包括201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204类‘公共安全支出’。”
被采访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坦言，过去，政府财政支出的科学化水平不高，对行政成本管控没有形成普遍共识，在许多事情上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常常为了履行一项政府职能，提出“不惜一切代价”等口号，而缺乏公开自己如何花钱、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办得怎么样的制度设计。据杨文介绍，那时公务接待无标准、超标准，用餐浪费的情况较为普遍；以考察名义公款出国旅游，以会议、培训名义游山玩水时有发生；楼堂馆所建设追求奢华，节日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屡屡出现；违规配车、超标配车的现象普遍；政府机构庞杂，机关单位增设内设机构，增加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事业单位争相申请参公管理，队伍扩充，机构臃肿，引起社会不满。
长期从事人大预算监督工作的安徽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庄立权说：“行政成本管控不好，不仅挤占经济社会发展资金，还会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败坏社会风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必须考虑自身运转的成本。在预算规模一定的前提下，政府机关用于自身消费或自我服务的资金越少，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就越多，所取得的行政效能就越高。”
行政成本管控不仅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行政成本的管控：2012年12月4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在2013年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约法三章”：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政府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可以说，一年多来，反对铺张浪费招招见效，压减行政成本步步为营。
管好政府“钱袋子”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能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下决心降低行政成本，必须有刚性的指标约束。
记者登录安徽省合肥市财政局开发的行政资产信息管理系统，在这里既可以了解市级行政资产总控制数，也可以看到各部门行政资产的使用情况，同时，各部门的闲置资源也都被纳入了电子公务仓，供其他部门调配使用。
“这等于给政府的每一个办公物件贴上了一个二维码，不仅避免了行政资产的流失，还可以由此盘活存量资产，进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政府采购。”据安徽省合肥市财政局副局长陈伟介绍，2012年以来，合肥市共调剂公务用车812辆，办公设备5151件，办公用房面积18.97万平方米。
2013年，四川省政府某部门预算草案中机关本级及机关服务中心安排的物业管理费专项是69万元，比上年增长幅度较大，省财政厅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的核查意见，在批复该部门预算时调减了50万元。
“财政供养人员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比甚至超过2/3。因此，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是严格控制行政成本的重要抓手。”据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朱长才介绍，2011年全国地方平均财政供养系数为1/27，安徽省财政供养系数为1/34，居于全国第二位。“若按全国地方平均供养系数计算，我省相当于财政少供养将近46万人，按每人10万元计算，每年减少财政支出460亿元。”
“现在我们外出公务消费时，可以不再预借现金，而是持公务卡先行刷卡支付，并取得发票及刷卡凭证，出差回来后向单位财务申请报销，单位财务审核无误后将报销款项直接划入该工作人员公务卡账户中。”安徽省财政厅国库处处长解立凡说。
“传统公务消费‘现金支付、先开支后报账’的程序不仅不利于管理和监督，甚至在财务报销环节出现凑票报销，多开、虚开报销发票的现象，一些单位还通过各种方式套取现金，私设‘小金库’、账外账，规避监管。”解立凡进一步介绍，小小公务卡，彻底改变了公务消费模式，它通过支付信息的电子化，有效保证每一笔财政支出都公开透明，从制度上和技术上封杀了“小金库”。
记者在合肥市调研中了解到，近年来合肥始终保持“三公经费”的零增长，特别是2013年市本级“三公经费”总支出同比下降12.7%。行政成本压减的成效，来自于严格的制度管理，合肥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因公出国境经费管理办法》，2013年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境)分别同比下降37.6%、26.8%。同时，市财政从2009年开始就不再安排一般公务用车购置费和车辆大修费。
四川省成都市也于2013年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公”经费管理的通知》，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财务管理和监督检查等方面对“三公”经费的管理作出了具体要求。2013年，成都市“三公”经费为16.3亿元，较2012年的19亿元下降了14.3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下降了23.34%，公务接待费下降了47.58%。
降低行政成本，人大预算监督的确是重要关口，杨文介绍说，“在部门预算审查中，我们将水费、电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物业管理费，公务接待费、公车运行维护费、因公出国费等行政运行经费以及电脑、公务用车等固定资产购置情况，纳入审查范围。通过与上年预决算情况的对比，发现预算编制中的不合理情况。”
管好政府的“钱袋子”，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能。有了刚性的指标约束，再加上人大预算监督，地方行政成本就一定能得到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