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五期北大博雅公法论坛，本期论坛主题为“家庭、生育自由与计生政策”。法律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在会上就我国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了观点鲜明的辩论。绝大部分与会专家都提出，我国应尽快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者田雪原建议可以“限三生二”。
田雪原：可不加条件放开二胎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是上世纪7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者，也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他在会上表示，当年参与生育政策决策选择的很多领导现在大部分已经作古了，所以他有责任要把当初制定政策的细节讲清楚。“因为当初确定的是政策执行最多不超过30年。”
田雪原提出，控制了一代人的生育率后，人口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人口增长的势能大为减弱。“现在人口零增长的一天好比大海上的航船，已经看到了它的桅杆。估计2030年以后就会实现零增长。”
因此，田雪原提出“限三生二”的建议，“除了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之外，保证大家不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可以不加条件地放开生育两个的限制，(因为)放开生两个问题也不大。”可由各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制定具体的生育政策。
易富贤：生育的“爬蚤心态”令人担忧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提出，我国占绝大多数的主流家庭只有平均生三个孩子，才能维持生命的世代更替。如果不让生、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则标志着失去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他认为， 30多年计划生育，多数地方已形成生育的“爬蚤心态”。就像用罩子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长期适应之后，取下罩子跳蚤也不跳了，变成了爬蚤。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等地的试点就是如此，放开二胎生育率也很难跳起来了。
易富贤直言，即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政策，也难阻止我国人口锐减，“到本世纪末也只有6亿人口，以后要鼓励生育会非常艰难。”
“治大国如烹小鲜，人口政策不翻就要烧糊。”易富贤提出，停止计划生育不仅可缓解就业压力和老年化压力，“孩动力”更可驱动经济持续发展，并可缓解今后因性别出生比率较高而导致的光棍问题。
湛中乐：要对生育权重新解读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立法咨询组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指出，“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在之前的2001年出台的。这意味着中国人权观念、法治观念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改变。”
我国民法和刑法都对生育的相关权利进行了保障性的规定，但在宪法领域中却讨论得比较少。湛中乐表示，北京大学曾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生育自由属于基本人权，应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所讲的“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和一系列国际联合国公约文件结合起来，对我国公民的生育权和生育自由做出重新解读。
湛中乐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现在特别强调行政决策模式是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因此更要注意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揭秘一孩政策制定细节
田雪原在会上回顾了中国提倡生育一个孩子决策的出台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有一些鼓励一胎制的舆论，比如河北省出台规定，“鼓励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79年11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成都召开全国主任会，提出今后要提倡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80年3-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5次座谈会，对人口问题进行讨论。当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有63人，包括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25人，自然科学家19人，其余的是社会科学的专家。最后根据会议起草的文件作出了“一个孩子”的决定
其他观点
决策时要考虑各种利益、各种需求的平衡，对于生一个好还是两个好这个问题，要给大家讲话博弈的平台，要让大家充分辩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法学家 姜明安
北京人口密度在世界上排139位，阿根廷、巴西人口密度很小但比北京更拥堵。北京之所以拥堵，不是人口问题，而是城市街道规划的失误。
——原哈佛大学助理教授、统计学博士 黄文政
我本人主张计生政策要与时俱进，及时告别一胎化。非独家庭没有生育第二胎的权利，这不公平，所以及早走向自由生育。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
中国人要理解自己的问题，我国的农业文化鼓励多生，因此，不能再以单纯的、个体自由的角度去探讨计生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龑(记者 纪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