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接合部不能长期被遗忘
在城镇化进程中，旧的城乡接合部正在被急速扩张的城市所吞噬，新的城乡接合部随即不断产生，新问题也随之酝酿发酵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茁卉李芮詹奕嘉白丽萍
陈俊魏宗凯孔祥鑫张涛
头上“一线天”、房间内因采光不足“黑洞洞”；阳台靠阳台，窄巷里满是“握手楼”；窗户对窗户，“接吻楼”宛如一家亲。私搭乱建、违建围城是城乡接合部的真实写照。
屡禁不止的违建与
“变了味儿”的拆迁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全国多地调研时发现，快速城镇化与住房资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一边在疯狂违建，一边在暴力强拆，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土地权益争夺的集中爆发地。而隐匿背后的权钱交易，更易激化社会矛盾。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介绍，广州目前违法建筑面积接近1亿平方米，清拆速度远远赶不上违建速度。2012年清拆违法建筑98.5万平方米，但新增违章建筑140万平方米。北京市规划委的数据显示，全市违建面积达20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2800多个标准足球场。
违章建筑为何屡禁不止？采访中，有农民说，“种菜不如盖房。”城乡接合部违建的获利渠道主要有二：一是出租给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员居住或从事商业行为，赚取租金。有的出租房也对外销售，变身成了小产权房；二是寄希望于拆迁时多算面积，以获得更高的补偿款。由于利益巨大，且违法成本较低，一些人铤而走险，违建行为屡禁不止。
本刊记者发现，当前违法建设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建设主体，从本地人“单打独斗”，变为吸引外地投资商相互勾结一起搞；建设规模，从以往的“小打小闹”，到现在盖出十几层的整栋楼；房屋所有权属性多样，农民自盖住宅、私搭乱建住宅、集体建设住宅，与城市居民商品房、经济适用房混杂在一起，隐蔽性更强。
对于肆意蔓延的违建，各地政府纷纷出重拳治理。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玮介绍说，2013年3月以来，北京市共拆除9300余处违章建筑，共涉及624万平方米。武汉市城管委数据显示，3年来共拆除违建面积640万平方米，相当于9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城市的拆迁过程“变了味儿”，暴力强拆事件时有发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调查认为，造成拆迁矛盾有多种原因，有干群矛盾、村官腐败，也有“钉子户”的故意刁难等，但暴力手段不可取，这反映出城镇化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
受访专家认为，无论是屡禁不止的违建还是暴力强拆，均反映出城乡接合部发展的无序状态。由于机制不健全，基层组织工作随意性强，建与拆均存在灰色地带，激化了社会矛盾。
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说，广州市一些地区的违建问题之所以查而不倒、禁而不止，与有的基层领导和基层执法人员在查控过程中监管不到位、措施不得力、责任不落实，甚至有违不查、查违不严、拆违不公、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违法建设有重要关系。
深圳市规划土地监察支队法制处副处长廖永生说，拆违过程中易激化社会矛盾，监察队伍应从违法建筑开工建设阶段就予以制止，若等到矛盾爆发后再处理，往往就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机会窗口。
受访专家认为，对于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应明确补偿标准坚决保护，严厉查处搭拆迁“顺风车”谋取私利的干部和企业，决不允许从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中“揩油”。同时，对于“违建”、“暴力强拆”等不正当诉求和行为，应坚决予以打击，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严格执法。
隐匿藏身的传销新变种
“中部要崛起、投资几万元、发展几条下线，两年便可赚到千万元”，这是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一特大传销团伙的“招牌广告语”。2013年以来，盘龙城巨龙大道沿线的十多个小区，成为近4000名传销人员出没的“总部”。
不仅是在武汉，本刊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多种新型犯罪多发地，其中，“不限制自由，不强卖产品，不强迫参加”的新型传销，近年来愈发猖獗，且呈现“驱而不散、遣而不走、禁而不绝”之势。
以上述传销团伙为例，经调查，该团伙以“中部开发”、“连锁销售”、“1040工程”等“资本项目”吸引新成员。传销人员身份各异，有农民、大学生、公司白领甚至退休公务员，许多人拖家带口，逗留时间长达两三年。该组织层级严密，警惕性极高，不通过熟人介绍无法加入，成员只认识自己的上下线，且被要求只能发展外省人员，不吸纳本地人。
与传统的传销模式不同，新型传销并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卖产品，也不强迫参加。武汉市黄陂区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交纳3800元一份的会费，就能成为会员，一个月后返利500元；交69800元，一个月后返19000元。每发展一个成员奖励6000元，发展3个下线即升任为业务组长，再往上还有业务主任、经理和总经理，“资本经过运作，累计最高能赚1040万元。”
2013年7月份以来，武汉市和黄陂区已多次组织公安、工商、民政、房管等部门，联手对巨龙大道沿线的传销人员进行排查、清理。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全国多个城市的城乡接合部都出现新式传销团伙。新式传销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资本运作”。这类传销打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泛北部湾建设”等旗号，参加人员一般要交纳几万元“会费”，认购一定的“份额”进行“入股”，然后再发展下线人员参加“投资”。
第二类是“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式传销。传销组织虚拟出境内外私募基金或股权，宣称将给予高额投资回报，或公司股票将在境外上市，以传销发展下线的方式招揽社会公众认购基金或股权，并根据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和投资总额，返还成员不同比例的奖金。
第三类是网络传销。这类传销组织在网上建立传销系统，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直购的幌子，引诱加入者交纳费用或者购买产品取得会员资格，然后继续推荐、发展他人成为下线会员，并以加入者发展下线的人数或销售业绩作为奖金依据。
这几类新型传销，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更具隐蔽性的城乡接合部作为“窝点”。以武汉为例，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紧邻市区，交通相对便利，经济发展较快。当地流动人口多，基层组织薄弱。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分局经侦大队相关负责人分析，辖区内新开发楼盘多，出租屋数量多且价格便宜，部分出租屋房主法制观念淡薄，为了经济利益，只管按时收取租金，并不过问承租户的租房用途。这些因素都为传销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新式传销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受访专家提醒，应警惕这一发展趋势，特别防范以传销为名、以挑唆社会不稳定因素为实的犯罪活动，加快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多方合力从源头加以治理。
“治安漏洞”与“安全隐患”
在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村，狭小的理发店、洗衣店和快餐店一间挨着一间，店铺的毛坯墙上泛出霉斑，仅容三四人并肩行走的小巷污水横流、垃圾成堆，车辆喇叭声、小贩吆喝声等混杂在一起，异常嘈杂。“这里流行一句话，没被偷过没被抢过，就不算住过城乡接合部”，已在这里租房生活了三年的吴周鑫告诉本刊记者。
“人多、屋多、违建多”、“治安形势复杂、卫生环境糟糕”……自南海之滨的珠三角到华北平原的首都北京，多个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在人、财、物高度聚集、频繁流动的刺激下，极易成为违法犯罪多发地。
据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安分局局长李剑雄介绍，当地选择城乡接合部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比例很高并逐年上升。2011年、2012年、2013年前9个月该局在城乡接合部逮捕1148人，分别占全区总逮捕数的77.4%、88.8%和89.5%。
除治安差、环境脏之外，城乡接合部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广州市白云区法院资料显示，2012年至2013年10月，该院共审理35件重大责任事故案件，这些事故发生地主要在城乡接合部，涉及违章建筑和黑工厂、黑作坊的占案件总数62.86%，由于生产设施或生产条件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涉案责任人主体资质和从业人员主体资质均不符合要求，安全事故共造成33人死亡、4人重伤。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城乡接合部大多数在地域上已归属于城市，但很多地市、县区长期以来对城乡接合部管理机制粗放、管理手法单一、人财投入失衡，各政府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质效不高，未能对城乡接合部实现规范有效的综合治理。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村户籍居民约8000人，外来人口近3万人，工厂企业3000多家，但大部分公共服务还是由村集体经济“买单”，仅治保队一年的经费支出就是180万元。
“这并非个例，目前不少大城市的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未能覆盖城乡接合部，最基本的水、电、路、绿化、排污等设施都是靠集体经济组织投入资金解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蔡立辉说。
城乡接合部一些案件高发部位、治安问题复杂区域、防范薄弱地带，仍然突出存在警力不足、见警率低、巡防力量薄弱的问题。临近北京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实有人口约6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约42万人，已算中等城市规模，但还只属于镇级机构。三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国立臣说，目前架构、人员、职能无法满足治安管理任务，“燕郊一周接警1200起，只有15个正式民警，还要白天晚上两班倒，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过假。”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城乡接合部不能长期“被遗忘”、沦为“死角”，应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大力促进城市基本设施向城乡接合部延伸，建立新型城乡接合部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加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力度，循序渐进改变城乡接合部治安管理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