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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公务员:租房花了工资一半 纠结要不要回老家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02-21  来源:中国新闻网
    铜之家讯:2014年3月10日,张倩(化名)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帖子:“隔壁‘大哥’因工作调动要离开北京了。走得匆忙,‘大哥’还被某黑心中介克

    2014年3月10日,张倩(化名)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帖子:“隔壁‘大哥’因工作调动要离开北京了。走得匆忙,‘大哥’还被某黑心中介克扣了4个月的房租。刚回家一看,隔壁已经换人了。中介迅速找到了两位新室友,又得重新适应一遍了。可能生活就是这样吧,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因为年龄最大,在这间合租屋内,刚刚搬走的住客被称为“大哥”。

    合租房里的火药味

    2013年7月,张倩毕业于北京某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目前就职于北京一市属机关。

    和绝大多数在京打拼的青年人一样,她的居住环境并不理想。原本两室一厅的房子,客厅被打了隔断。南向主卧租给了一对夫妻,张倩选择了面积较小的北向次卧。“采光差点,但是比主卧便宜几百块钱。”这是主要理由。

    已经选择离开的“大哥”,原本住在客厅的角落。中介用自制的隔断围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连同“大哥”,一起被圈在其中。

    来自五湖四海的合租者常常会产生各种摩擦:公用厨房和洗手间带来的不便、水电费均摊引发的口水战、“夜猫子”室友大半夜放音乐影响了睡眠……很多时候,张倩都对这几位合租者充满无奈。不久前,她刚刚同“大哥”爆发了一场无言的战争。

    这次局部冲突的导火索是采暖问题。这套不足80平方米的两居室并非集体供暖。在冬季漫长而寒冷的北京,自供暖带来很现实的问题:费用较高,而且要租户个人承担。

    “粗算下来,如果从早到晚一直开暖气,每人每月要多掏1000多块钱。要是晚上回来开,也得多掏400多块钱。”张倩算过这笔账,“开着,的确费钱;不开,冷得要死。”

    作为一个月收入3000元出头的机关新人,她很心疼这笔开支。不过,室友似乎比她更心疼。于是,一向抠门儿的“大哥”与怕冷的江南姑娘间开始了明争暗斗。

    一个周日上午,张倩在自己的小屋里贴着暖气包取暖。10分钟后,暖气变得温热;半小时后,微凉;1个小时后,张倩觉得“我比暖气还热”。“开关又被大哥关了。”查看时,她发现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便又打开了暖气。

    午饭过后,寒意再次袭来。张倩再打开。于是,整个下午,你开,我关;你关,我再开。“不记得重复了多少次。”她回忆道。

    晚饭时分,俩人同时出现在了厨房。张倩明显感觉到了“尴尬的气氛”。因为赌气,她故意将水龙头开到最大,目的是“让抠门儿‘大哥’心疼得牙痒痒”。“大哥”也不示弱,把菜叶子摔在地上,让有洁癖的张倩很不自在。

    “一个好好的周末就这么搅和了。”她说,“这样的矛盾几乎隔几天就会出现。可能在他们眼里,还觉得我是个‘刺儿头’呢。搬家计划酝酿了无数次,但最终泡汤。我和父母商量过,他们说的有道理,再怎么换室友,都会有摩擦,何必瞎折腾呢。”

    10月的一天,张倩在家洗澡,洗到一半燃气没了。后来她用冷水洗完,第二天便发烧了。“房子的水、电、燃气卡都在中介那儿,他们忘了充钱。”她说,“真是想吵架都不知道找谁。”

    更让她“上火”的是房屋的门锁。“有一次回家我拿错钥匙了,居然用办公室的钥匙打开了我的房门。我想和室友一起向中介反映问题,结果没人理我。还有就是窗帘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因为墙上没打洞,我的房间连窗帘杆都没有。后来我在墙上贴了一排挂钩,拉了根绳子,总算把窗帘挂起来了。”张倩说。

    “挑了半天,还是被中介坑了”

    2013年9月初,张倩接到了北京某市属机关的上班通知。电话里,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集体宿舍?”对方告诉她,没有分房,没有集体宿舍,也没有租房补助。这个答案让她很失望。当时,她还暂住在同学家里。好友和同学都在六七月入职了,张倩找不到熟悉的人合租。

    “正规中介一般不提供合租房源,而且中介费也很高,所以我只能在各种网站、论坛上找房子。”那几天,她将能想到的常用网站翻了个遍。“我的策略就是地毯式搜索,找个便宜的好房子。有几次电话打过去,那边的人就说,‘你不是早上才问过吗,怎么又打来了?’找得太多,自己都糊涂了。”

    最初,她坚持要为自己寻找一套独立的居所。第一次选中的房子是一套单身公寓。房子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但是拥有独立的卫生间、厨房,月租1200元。地点位于东五环外,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步行大约10分钟。

    不过,实地看房后,张倩发现了很多问题。“安全性不好,公寓里面的人特别杂。要是晚上自己回来,还挺害怕的。而且水电费都是按商用计算,整体费用挺高的。”她说。

    这次看房下来,她大概明白了行情。“按照我的预算,要想住在地点好、治安好的地方,不太可能租一整套房子。”

    虽然极不希望选择合租,但随后,张倩还是开始寻找合租信息。她第二次选中的房子位于东四环外,发布消息的是二房东。这名二房东从房主手里租下了整套房子,自己住在主卧,次卧出租。“1600元一个月,我觉得价格、地点都不错。”张倩说。

    但是看房那天,张倩又打了退堂鼓。刚进门,她便被二房东大声呵斥“请换鞋”;走进洗手间,后面的人又大喊“别碰我毛巾”;想看看卧室,身后又传来“别开窗户,风大”的指令。“相处了几分钟,我觉得压力好大。第一次见面都是这样的情况,以后住在一个屋檐下肯定难免争吵。”她认为。

    之后看的几套房子,要么价格便宜房子差;要么地段好装修好,但严重超支;要么性价比整体不错,但室友很不友善。那一个星期,张倩觉得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转,忙碌却毫无成果”。“前前后后看了不下10套房子。”她回忆道。

    一天晚上,她很失落地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其实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觉得委屈。”她说,“如果这个时候在家,应该刚吃完饭,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呢。”

    张倩是家中的独生女,在浙江老家,她有一间很宽敞的卧室,从没想过“在自己家,还要小心翼翼地与别人相处”。

    最终,张倩仓促地选择了现在居住的房子。“当时就是着急了,因为马上要上班了,还得搬家。后来才发现,挑了半天,还是被中介坑了。”她说。

    那条房源信息来自某网站。帖子里描述称:全新房源,月租金1000元,集中供暖、地铁沿线。“看照片,房子确实很新,像刚装修过的。我觉得价格也合适,就想去看看。”

    谁知,见面后,张倩便陷入了被动。“房租一下涨到1600块钱。我说,不是说1000块钱吗,他们说‘打错了,就是这个价’。”一旁陪她的同学劝说:“这已经是我看过最新、最好的房子了。”加上第三天便要入职,张倩急忙交了100元订金。

    搬入这套房子后,问题接踵而来。这套面积不足80平方米的两居室,张倩是第一名入住者。签合同时,中介信誓旦旦地说:“放心,我们找的合租户一定都是女的。客厅不会打隔断,加上你最多住两户。”很快,新的住户到来:一户是住主卧的夫妻;另一户就是住在客厅隔断的“大哥”。

    为了这个事,张倩不止一次打电话质问中介。但对方说:“这事我们控制不了,人家要租也不能拒绝。”

    2014年3月,一份《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京工作的青年中,居住自有住房的占23.5%,与父母亲戚同住占24.3%,租房居住占52.2%。其中,租房者居住状况相对较差,租房市场侵权现象严重。

    “违约、侵权是常有的事。租房者没有任何话语权。你不租,想租的人多的是。”张倩很清楚自己在这份合约中的地位。

    新装修的房子,油漆味特别大,没几天她便感觉眼睛刺痛;第一个周末,她被楼上装修的轰鸣声惊醒;小区还未完工,每天进出,都要穿过一条泥泞的便道;厨房没有抽油烟机,因为中介说“要等人住满才给安装”,所以前两个星期只能煮面;洗手间里有一台很脏的二手洗衣机,在洗衣服前,张倩不得不把它先清洗一遍……

    “什么情况,客厅‘大哥’的隔板墙居然裂了,装修质量令人担忧。”“两个电梯都停用了?我可是住在17层啊!”“窗户坏了,中介到底什么时候来修啊。”……苦中作乐,张倩不时将自己的合租囧事分享到朋友圈。“居然有不少小伙伴点赞。”她调侃,“估计不少人都感同身受。”

    搬家?买房?回老家?

    搬家?这个想法在张倩的脑海中酝酿了无数次。但是一想到被中介扣下的押金和房租,她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买房?这个想法从未出现在她脑海里。“至少5年内会是这样。”她说。

    单位没有福利分房,唯一的优惠是购房时一次性资助一部分首付。“这也是从同事那里打听到的,不知真假,而且据说补助很少,还得自己出绝大部分。”对于公积金贷款,张倩则是一头雾水,“因为根本没想过买房,何必了解这些给自己压力呢?”

    北京市住建委网签数据显示,2014年1月北京市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29502元/平方米。目前,张倩的月收入为3000元出头。身边同事告诉她,在机关工作,随着工龄增长工资会上调,但也别抱太大希望,工作五六年也就拿4000多元。

    为什么会当公务员?张倩觉得就和当初选择这套房子一样,是迷茫中的决定。

    本科毕业,她的第一选择是攻读高级翻译的硕士学位。2013年年初,张倩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笔试结束,她觉得自己发挥失常,八成考不上了。

    当时,宿舍6个女生叽叽喳喳聚在一起对题。“几个人越说越伤心,都觉得自己肯定要落榜,后来就一窝蜂报考了北京市公务员。”张倩回忆,“这个过程中,我压根儿没有作决定的感觉,像是被大家推着,迷迷糊糊报了名。”

    几乎毫无准备的公务员考试,进展却很顺利。“我是去打酱油的,结果,‘酱油’居然打上了。”她很意外。不过,在她的心里,一直有一个首选职业。“最想做的还是翻译。”

    2013年2月,研究生考试笔试成绩公布,但分数线迟迟没出。张倩将成绩和往年分数线一比较,认定自己落榜了。“按照往年的分数,我没过。”

    随后的这段时间,张倩接到了公务员复试通知。此后一个多月,她没有再碰过翻译书一次。“因为赌气,几本书已经被我扔了。可谁知,今年的分数线降低了,我超过了两分。” 说到这里,她的眼角流露出一丝遗憾。

    不过,她已经没有退路。一边是毫无准备的考研复试,一边是奋战了一个多月的公务员考试,她选择了后者。后来,她总安慰自己:初试只超过分数线两分,参加复试也很可能被淘汰。

    “当翻译这两年肯定没戏了。公务员入职前要签协议,规定了服务期。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政府人事流动过大。一般服务期都是5年。如果5年内离职,要承担违约责任,而且以后也不能再考公务员了。”她说。

    张倩承认,自己的很多决定都带着“半推半就的茫然感”,留在北京也是如此。

    2013年,她也报名参加了家乡公务员考试。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京?她的答案是:“我也想问自己。”再问,她会笑笑说:“大学4年在这上的,同学都在这边,就是不想回去。”

    她还给出了更具“偶然色彩”的理由。在老家的公务员考试结束后,一位监考老师过来问她:“你是在北京上的大学么?”她点点头。“那还回来干什么,那边不是更好?”她无语。

    从考场出来,引领考生离开的工作人员和她闲聊:“别回来了,在咱们这么小的城市,碌碌无为的,真没什么意思。你在大城市待惯了,肯定受不了。”

    这位领队异常热心地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无为史”。“他告诉我,工作十来年了,还是科员,提不上去,因为单位的一把手也只是处级干部。小地方机关事务相对较少,想找到忙碌的状态都很困难,下午4点多就可以回家了。”张倩说。

    这番话吓住了张倩。她想象中的自己,应该每天穿着光鲜挤进地铁;在乘车间隙举着手机频繁刷屏,生怕漏下一点信息;来不及吃早饭,就随便买点,继续赶路……每个细节都应该充满忙碌的气息。

    于是,张倩决定留在北京。现在想想,她觉得这个选择稍显草率。曾经立志一起当公务员的舍友,一个去了香港留学,两个去了银行,两个去了私企。

    “大家的轨迹都不同。”她说,“不过也有相似的,比如刚入职场的待遇都差不多。住房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

    对于张倩的生存现状,家乡父母的意见很明确:5年满了赶紧回家,或者现在辞职也行。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回老家至少不必挤在一个巴掌大的房间里,深陷于各种琐碎的矛盾之中。可她又会不甘,“为什么这个逃兵会是我?”

    张倩也向身边同事了解过,在住房问题上,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家在北京,虽然也买不起房,但可以和父母同住;一类是家境较好,已经拥有了独立住房;第三类则与她相似,仍然纠结于各类房源和室友之间。

    一直以来,分房被视为公务员的最大隐形福利之一。在北京、上海等房价居高不下的地区,这一福利带来的职业优势尤其明显。

    然而,1999年,国务院下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要求“从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到目前为止,虽然部分中央国家机关仍可通过经济适用房、集体购买、历史房源等方式获得住房,但像张倩这样的地方基层公务员,几乎无望享受这项福利。

    “通知我入职的人告诉我,肯定要自己租房。而且工资不高,没有外界传言的丰厚福利。最大的好处是稳定,能拿到本市户口。”她说,“当时脑子一热,觉得租房也没什么。但其实住房是最大的问题,至少要花费一半的收入。有个同学,已经在北京成家了。他说自己特别后悔,如果回老家,就不用拿一大半工资养房了。我说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013年12月发布的《2013年租房市场报告》显示,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北京月均租房成本最高,达1479元/月。

    每天7点半起床,8点准时上地铁,9点之前赶到单位;因为是新人,张倩会在上班前完成打水、清扫办公室等工作;晚上6点下班,便钻进几平方米的小屋,在室友使用的间隙做饭、洗漱……这些画面,和她最初想象的生活状态相去甚远。

    谈到现实与理想,张倩的脸上再次写满茫然,“回去还是留下,这是个问题。”本报记者 骆沙 实习生 杨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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