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十年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细观察，他们主要推销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但产生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颜色革命”随着乌克兰的分裂动荡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随着埃及的冲突震荡已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国家自己也真相信这些东西了，结果自己也被一并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20来年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国家更是债台高筑。这样的结果估计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国，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和势头迅速崛起，多数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西方终于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西方自己的制度问题了。今年3月，西方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罕见地刊发了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以下简称“《经济学人》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1980年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作者把这种挫折归咎于两个原因：“一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这也引出了本文探讨的两个主题：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
一、西方制度反思：从经济转向政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西方许多人士就开始反思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英国女王询问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学界和政界许多重量级人物先后参与了这场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撰文《经济学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死抱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观点”，“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对这场危机负有责任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监管是场灾难，“虽然总体来说，被监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长远利益，但金融家们太愚蠢，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想赚钱，然后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美国将会有很大的麻烦。”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唐纳德·巴利特和詹姆斯·斯蒂尔于2012年在美国出版了《被出卖的美国梦》一书，引起了轰动。作者对美国人过去20来年的实际生活进行了调查，认为曾经激励过那么多人的“美国梦”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过去20年停滞不前，甚至下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是说：“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它地区更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针对西方经济是否已开始复苏，斯蒂格利茨又写道：“综观西方世界，尽管有复苏的迹象，但大部分北大西洋国家的实际(通胀调整后)的人均GDP还低于2007年；在希腊，经济估计收缩了约23%。表现最出色的欧洲国家德国在过去六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也只有0.7%。美国的经济规模仍比危机前小15%”。他还说，“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今天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
西方对危机的反思也从经济层面转向了政治层面。《被出卖的美国梦》作者剖析了美国梦被出卖的政治原因，认为美国的政客、富人、大公司等，通过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美国的政府替富人减税，期待富人能给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等逃税天堂。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已经演变成了“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罗马教皇佛朗西斯则公开把“现代资本主义”称为“新的专制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将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动荡。资本主义是掠夺穷人的经济”。
二、西方民主模式出了什么问题？
无疑，西方的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大问题。西方人士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即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
“金钱政治”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暴露无疑。《经济学人》文章指出，“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法案，竟长达2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和例外条款，说白了，就是钱权交易后产生的、执行力极弱的法案。“金钱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惊呼：“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即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不久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美国民主就真成了“钱主”，连美国右翼参议员麦凯恩都忧心忡忡地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
美国保守派学者福山也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
“失灵政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冰岛政府国家治理无方导致了国家破产；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极其混乱，导致了现在的深层次危机；比利时经历了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局面；欧盟内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极低；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政府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失灵政体”还体现在美国政治的“极化”，即党派激烈对抗导致“否决政治”和“治理瘫痪”。福山甚至撰文《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说中国制度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而美国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甚至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今天，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须的良好治理。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轻易而惊愕地发现，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原本赋予宪政体系的权力被诸如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囊团、媒体、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和篡夺”。“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
至于“债务经济”，今天几乎多数的西方国家经济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而耗尽国库。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
《经济学人》文章承认“对民主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来自上面也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选民自身。事实证明，柏拉图有关民主制度会令公民‘整日沉迷于愉悦时刻’的担忧充满了先见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业已形成了不把巨额的结构性赤字当回事儿的习惯。他们通过借债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机已经将这种债务民主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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