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33个小时的颠簸之后，火车终于抵达了家乡达州，谢先梅从最后一节车厢厕所前巴掌大的空地上坐起来，拍拍大衣上被乘客们踩出的脚印，拖着被压变形的行李箱下车，开始了她的寻找生母之旅。
这个四川省达州市魁字岩村的姑娘，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超生”的孩子。年幼时，村里人逗她：“你是外面捡来的。”家里人说，她是幺爸谢运才从计划生育办公室抱回来的。为了凑足交给计生办的200多元抚养费，换回这孩子，幺爸把家里两头猪都卖了。
这种把交不起罚款的超生家庭的孩子交给单身人士领养的做法，被称为“调剂”，在23年前的达州是一种处理超生婴儿的举措。当时，谢家的房子“垮得狗都关不到”，三十好几的谢运才娶不上媳妇，同村有个在南外镇打工的人对他说，要不去领养个孩子吧——南外计生办现在就有个女娃。
谢运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描述当时的场景：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婴，裹在脏兮兮的披风中，被计生办主任的妻子抱在手里。同在办公室里的还有另外七八个单身汉，大多穿得比他光鲜，但这个半岁大后来取名“谢先梅”的女婴偏偏对他展开了双臂。
“她不要别人抱，就是要我抱”，到现在，回忆起最初见面的这种缘分，谢运才的嗓门还是会一下子提高起来。
那是1991年的冬天。计生办的人告诉谢运才，这个女娃生于6月20日。
对计划生育而言，那是不平静的一年。就在谢先梅出生前一个多月，1991年5月12日，《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发布。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记载称，《决定》指出，要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计划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而那年冬天，这位襁褓中的婴孩对外界惘然无知，只咿咿呀呀地跟着谢运才回到了30公里外的家中。
如今，小婴孩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她肤色黝黑，穿着荧光色的衣服，头发上戴着塑料水钻发圈，脚踩一双后跟上防滑垫已经磨光的高跟鞋，“啪嗒啪嗒”清脆利落地走在达州大街上。有时她的目光会落在其他逛街的女人身上，然后笑着说：“我们这儿的女孩都很美，皮肤很白，又细腻。就我不这样，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晒惨了。”
她是在谢运才嫂子的背篓里长大的，管他的哥嫂叫“爸爸妈妈”，谢运才则是“幺爸”。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家里人对她很好，她甚至觉得自己比亲生的孩子更有特权：要是与哥哥弟弟起了冲突，她准是被护着的那个，挨揍的只会是另外两个淘气包。
14岁时，养父病重，这个女孩就此离家出外打工，至今已经是第十年。她跟着哥哥嫂子，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当过保姆、宾馆服务员、鞋厂女工与打底裤的质检员。
她觉得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不能轻易相信人，也不能给人示弱，不然别人就会欺负到你头上来。
因此，要逮着她好好坐下来采访并非易事。她不一定会照着约定出现，有时也会整天不接电话，再见时，或说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也会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你就照着之前说的先写呗”，但更熟悉了以后她说，自己只是不大相信陌生人。
不管怎样，在达州市郊外的山坳坳里成长，谢先梅从没觉得村里墙上刷的那些“生儿生女都一样”的白漆标语跟自己有多大关系。上了小学，她跟着老师学习，逐渐脑袋里就有了这样的概念：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人太多才产生的，所以一定要计划生育。
直到开始寻找亲生父母之前，她都从来没特别关注过计生办这个机构。
她没有试过在搜索引擎的网站上输入“1991年 计划生育”的关键词，否则就会见到很多同一年出生的网友在各个县城的贴吧里互相召唤：“吧里91年出生的有几个？那年计划生育最紧”，“有记得91年计划生育大会战的吗”。
幺爸谢运才还记得，那一年在达县乡间，计划生育风声骤紧。计生办里还设了一间专门的房间，那些躲出去生了孩子的妇女要是回家，弄不好就会被计生办的人找去。
谢先梅对这一切全不知情。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儿，“亲爸妈把我扔掉，计生办好心，把我捡回去卖给我幺爸了”。
23年后，寻找亲生母亲的旅程就从南外计生办这条线索开始。据说，谢先梅是从南外镇雷音铺七里沟抱来的。七里沟有8个大队，她腊月十六乘着火车回达州后，一个挨着一个地寻访，见到年纪上了四五十岁的人就问：“这里有没有一户人家，生了几个女儿，有一个被计生办抱去了，现在还没找到的？”
这个问题来源于她从小听说的关于自己身世的传言：家里的父母很爱打麻将，之前已经生了大姐、二姐，一看第三胎又是个女孩，就不想要了。于是三女儿被计生办抱去，这家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
因为这个传说，超生的女孩谢先梅在很多年里都没想过寻找亲生父母，“就怕跟传言说的一样，我是家里多余的女儿。”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其实也一直都在寻找她。最后，她向当地媒体求助，希望记者帮自己寻找亲人。
这个一直声称自己“很强悍”“想得开”的女生也有避不开的弱点：她渴望别人的关心。出门打工的第三年，她与一个来自贵州的男青年坠入爱河，不管养父母怎么劝说，都要跟着这男人走。然而被收养的身份却成了两人之间的一个疙瘩。去年年底，男友在吵架时冲她吼道：“有人生没人养！”
谢先梅记得很清楚，这是他第二次这么说她。第一次是在2009年。
她跟男友回贵州拜访父母，印象很深的是男友的父亲这么对人介绍：“她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家人都在地震里死了。”
她觉得自己“就是这点改不了了”，只要有人给了她一点温暖，对她的身世表达了同情，自己就把对方当朋友，怎么付出都不计较，事后看看，好多都是骗自己的。
她与男友分了手，回达州寻亲。她说，她只想证明一点：“我也是有亲生父母的！”33个小时火车，她只吃了一碗老坛酸菜面和一个苹果，浅蓝色大衣被上厕所的人踩得东一个脚印西一个脚印。
关于亲生母亲的线索最后是当地记者联系了南外镇计生办的负责人之后得来的。23年过去，1991年南外镇计生办主任李本佑已经瘫痪在床，却还记得当初镇上一户姓杨的人家有这么一个小女儿，是半岁左右被抱来计生办的。这家人所住的方向，与当初告诉谢运才的线索刚好是相反的。
谢先梅自己扛着一箱牛奶去看望了李主任，已在垂暮之年的老者告诉她：“当年我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紧。”
他还特别强调：自己在她生母家上房揭瓦的时候，把瓦片一片片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屋边，一片也没弄碎。
但床前的谢先梅几乎立刻领悟了话里的另一层含义：当初父母是不得已才把自己送走的。她心里一下子全是阳光。
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以后，谢先梅和生母对着一家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分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生母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生下了大女儿之后，她就戴上了避孕环，但避孕屡屡失败，她已经堕胎了十一二次。
“我以前还是村里面的干部呢”，亲生母亲带着一丝苦笑说。最初都是主动堕胎的，后来就变成了强制引产。
1991年，再也不想堕胎的生母怀着谢先梅逃离了达县。她与丈夫在开江一户素不相识的人家生下了小女儿。回家后，计生办向他们提出了8500元的超生罚款。
“没有交钱，他就把我们母子弄到公社去，公社去住了两晚上，就住的他们那个办公室，就在椅子上坐了两晚上，坐了两晚上我实在交不出来钱，又把我放回去了，到10月份他就来抱了娃。”
谢先梅初听到这段故事的时候，跟生母抱头痛哭。
时间长了，她开始想，能不能向计生办“讨个说法”？“就算让他们赔给我一块钱都好，不是为钱，就是让他们认个错”。
但曾经热情接待过谢先梅的计生办现任主任如今都不愿向媒体证实是自己转告寻亲最重要的线索。因为“怕计生办以后给麻烦”，她的生母也开始回避采访，只有谢先梅还耐心地接待着远道而来的记者。
她眼下最关心的就一点：计生办派出所，能把我身份证上的日期改过来吗？
谢先梅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93年。以前她要求派出所改，对方总说，得有出生时的原始户籍资料才行。
4月下旬，谢先梅与白皙、漂亮的亲生姐姐相约一起逛街。她没有踏进那些挂着漂亮衣服的商店。待姐姐坐上出租车离开，她转进另一家更便宜的地下商场，精挑细选后，花8块钱买了一副镶满水钻的红色墨镜。
在一间快餐店，她开心地戴上墨镜自拍，随即目光又被在游乐区玩耍的孩子们吸引了过去。她说：“至少现在，他们这一代人，不会遭遇我这样的事情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