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洋的骨灰，被安葬在荣县县城东北三四公里外的龙洞山公墓。黄国强将一束菊花放在儿子墓前 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
黄洋的遗像被摆在次卧的床头柜上，杨国华时常在旁边摆一些花 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
复旦投毒案受害者黄洋离世一年后，他生命的痕迹并未消逝。
其父黄国强随身带着两部手机，一部是儿子黄洋生前用的，一部是他生日时黄洋送的礼物。妻子杨国华用的则是儿子上大学时的首部手机，尽管它的胶皮已脱落，粘着胶布。
白天，杨国华会戴着黄洋给自己买的助听器买菜、做饭和散步。夜晚，她只有在用黄洋的手机上微博看一阵新闻后才能入眠。
“可能下半辈子，黄洋都很难从我们脑中抹去了。”杨国华说。
求情信事件让黄国强夫妇刚平复的心情再起波澜。他们不知道，那封附有177名复旦学子签名的求情信是否会动摇一审凶手判死的结果。等待二审的日子里，忐忑和焦虑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日前，《法制晚报》记者前往四川荣县，采访了黄洋的父母。
生前遗物 仍被家人悉数保存
主卧有些昏暗，靠墙的书架三层都塞满了书，最下层是托福参考书和医学影像，中间摆着人物传记、财经书籍和基本还未开封的小说集，《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工具书被码在最顶层。一块橙黑相间的“swatch”男表被装进一个透明的塑料球里，摆在书架二层，主人已去，指针仍在走动。
次卧在主卧对面，床头柜上立着黄洋高半米的遗像。照片里的他着黑西装、白衬衫并打着领带，双手抱于胸前，面露微笑。在一旁的玻璃花瓶里插着几枝花，已近枯萎。
几个月前，家人将黄洋在上海的书籍、衣服等遗物打包，用11个纸箱运回家中，它们共同成为黄洋的生命在家中的延续。
除了一台27寸的老式彩电和冰箱，家里再无其他像样的家电。客厅通风性差，59岁的黄国强进门后的首件事就是打开风扇，塑料扇叶转得“呜呜”作响，憋闷终于得以缓解。
这是四川荣县县城西北一处近30年前建的老楼。上世纪90年代，黄国强用2万元买下了楼里的一套房。80平米的屋子被分割为三室一厅，光线昏暗，却干净整齐。
黄国强和小他一岁的杨国华，每天就在这里等待着二审。
清晨5点一过，杨国华和老伴就会醒来，每晚五六个小时的睡眠，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睡觉一直在做梦，都挺乱。”
杨国华并不急于起床，而是用黄洋的手机上微博看新闻。黄洋去世之后，其微博和微信密码虽然无人知晓，但仍可通过手机自动登录。这让黄国强夫妇可以从儿子生命的痕迹中获得些许慰藉。
夫妇二人目前都没有工作。2006年，在荣县盐场工作了12年的黄国强下岗。由于毕业于荣县中学的黄洋成绩优异，学校领导为黄国强安排了一份宿舍管理员的工作，月薪1000元。黄洋去世之后，黄国强忙于后事和诉讼，只好辞职。
曾在荣县附城区供销社任会计的杨国华下岗更早。2000年，杨国华赶上供销社改制，加之身体多病，从此再未工作。
杨国华每月1500元的养老金，是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但她却很是乐观：“等两年老伴也能拿退休金了，生活不成问题。”
生前习惯 仍被母亲每日重复
起床后的生活一如平常，买菜、做饭。厨房里，黄国强与杨国华一起洗洗涮涮。因为上了年纪，杨国华双耳听力较差，平时外出，她都要戴着黄洋4年前在上海给她配的助听器。在家的时候，为避免身体产生依赖，她尽量取下助听器，黄国强与她说话不得不提高嗓门，不明情况的人会以为他们在吵架。
晚饭时间，一盘炒豆角、一盘玉米炒鸡肉和一盆菜汤被端上了桌，锁定在新闻和法制节目的电视也随之打开。杨国华做过胆结石手术并患有后遗症，需要细嚼慢咽，且沾不得油腻。黄国强也不说话，闷着头扒完了碗中的米饭，转过身看起了新闻。
事实上，自从黄洋离世之后，黄国强就被诊断出患有初期的帕金森症，双手总是不住地抖动，需要终生服药。若是情绪激动，抖动会更加剧烈。
吃罢晚饭，杨国华开始收拾锅碗。直到她站在水池边，将每根手指和指甲缝隙都用洗手液清洗近一分钟后，一切才算妥当。
“原来我洗手顶多打点肥皂，搓两下冲冲。黄洋说不行，还从手机里翻出个洗手示意图给我看，里面的步骤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能凭着记忆大概洗洗。”杨国华告诉《法制晚报》记者，黄洋本身有些洁癖，学医后就更加爱干净，如今儿子虽然走了，但这种习惯却被保留至今。
几乎每天傍晚，黄国强夫妇都会挽着手，绕着县城走上一圈。这是他们晚饭后对抗烦闷的方式。路上碰上刚刚返乡的熟人，看见一旁的记者，便问杨国华：“这是你儿子啊？”
杨国华一笑，没有接话。
黄洋的骨灰，被安葬在荣县县城东北三四公里外的龙洞山公墓。
5月19日清晨，荣县下过了小雨，出城的小路有些泥泞。黄国强埋头走路，肩上挎着黄洋在上海用过的一个腰包，里面装着他和黄洋的手机。黄洋在上海的手机号码仍被他用来与儿子的同学联络，因为有漫游，所以只接不打。
“等到案子办完之后，再看要不要保留这个号码。如果没人干扰，这个号码就保留下来。”黄国强说，儿子的手机一直被他随身携带。
进了公墓，黄国强径直走向深处。儿子安葬于此虽只有半年，但他已多次前来探望。一个多月前的清明节，他还在黄洋墓前摆了一些祭品。
来到儿子墓前，黄国强盯着墓碑，有些出神。半分钟后，他眼眶突然红了，但最终没有落泪。他又俯身摸了摸黄洋的墓碑，将一束菊花靠在墓碑上。静默数分钟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墓地。
“本来老伴也想来，但我没让她来，她来一次就要哭一次，很伤心。”黄国强说，光墓地管理费，他们就一次性地交了20年的。
等黄国强回到家，老伴杨国华恰好外出买菜。感到有些无聊的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客厅里上起了黄洋的微信。自从从上海返回荣县之后，他与老伴很想念当初在上海陪伴自己的黄洋的同学。除了互致问候，他们偶尔也会让同学们发些照片给自己。
“很多黄洋的同学都要给我们当干儿子、干女儿，因为官司没有了结，我们没有心思，何况他们也有父母。”杨国华说，如今，看着黄洋的同学心里就很舒服，对于他们的嘘寒问暖，自己也是报喜不报忧，免得他们又要赶来探望。
刚刚过去的母亲节，杨国华还收到了黄洋的同学寄来的背包和围巾。
18日傍晚，散步中的黄国强夫妇再次接到问候。黄洋的一位同学告诉他们，自己换了新工作，请他们保重身体。
黄国强介绍，一位与黄洋在同一导师门下实习的荷兰籍留学生特意给他新出生的女儿起名为“奥利维尔·克里斯蒂安·洋”，以此纪念黄洋。
听闻噩耗 九旬奶奶拒绝进食
今年5月，让黄国强始终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黄洋去世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他93岁的患有老年痴呆的奶奶始终被蒙在鼓里。今年春节，老人没有见到期盼已久的孙子回家。家人瞒着她，说黄洋去美国读书了，从此老人经常一个人念叨：“洋洋，洋洋。”
以往每个春节，奶奶都会悄悄给黄洋很多压岁钱。老人年事已高，连儿子黄国强都不认得，却记得自己和黄洋的名字。家人问她孙儿叫啥，她总是一口回答：“黄洋嘛。”
意外发生在今年4月的一个晚上。
黄洋的大姨杨建华回忆，因为患病，住在黄洋大姑家的老人时常通宵吵闹，吵得黄洋的大姑父不慎说漏了嘴：“你再吵，把你孙儿都吵死了。”
老人虽然耳背，一只耳朵却仍有听力。黄国强和家人推断，黄洋的奶奶就是这样获悉了黄洋的死讯。
从此老人拒绝进食，甚至连水都不肯喝。饿极了，家人才能强行给她喂点鸡蛋。即便这样，一个鸡蛋往往也要喂好几顿。
“老人原来每顿能吃一小盆饭。买的小蛋糕，她两天就能吃一斤。”杨建华说，黄洋的奶奶食欲原本很好，可一个月后，老人瘦得皮包骨头。
5月5日，黄洋的奶奶走完了一生。
老人的骨灰至今尚未入土。除了尚未找到合适的坟地之外，黄国强也想等到二审结束之后再行安葬，以便告诉老人案件的确切结果。
与奶奶一样，黄洋90岁的外公起初也被蒙在鼓里。
去年5月，黄国强夫妇尚在上海料理黄洋的后事，黄洋的外公从邻居口中得知了黄洋的事情。在从电视上看到有关新闻之后，老人激动得当场吐血，住院三个月才脱离了危险。
如今，黄洋的爷爷总是隔三差五地问家人：“二审啥时候开庭？”
等待二审 黄洋双亲忐忑焦虑
二审啥时候开庭？
黄国强的心里也没底，每隔几天，他就要跟律师通一次电话，可律师也说不准确切的开庭时间。
本月初，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名向上海高院写求情信，希望二审法院不要判处黄洋案被告人林森浩死刑立即执行。而在今年2月18日，林森浩收到了死刑的一审判决。
这让黄国强夫妇本就焦虑的心情更加忐忑。律师安慰他们：“相信法院会秉公办案。”
“哪怕林森浩是制造卫星导弹的，他犯了法，该枪毙还是要枪毙，应该一视同仁。”对于这封求情信，黄国强很是愤慨。他表示如果二审改判，他肯定要去有关部门问个理由。
对于比二审更远的未来，失去独子的杨国华已有了打算。
“我有社保和养老金，亲戚的子女跟我们的关系也都很好。实在不行，还可以将房子作为抵押，我们住到敬老院去。”杨国华告诉《法制晚报》记者，他们并不担心养老问题。
曾有人劝他们再抱养一个孩子，可黄国强夫妇想想还是放弃了，“如果抱养一个婴儿，孩子长到18岁，我们就快80了。如果我们不在了，孩子又是孤儿。抱养大一点的孩子，又怕感情不和。”
杨国华于是自我安慰：“黄洋仍在上海读书，没有回来。”
文并摄/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 发自四川荣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