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粮即将收获时节，记者在湖北粮食主产区一些县市采访发现，各地土地流转在快速开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贪大求快、高价盲目流转的苗头，造成盈利压力倍增、违约违规风险加大。部分地方出现的土地层层转包、农田非粮化和拖欠农民流转费等问题值得警惕。
土地流转加速推进 规模经营风险显现
记者在产粮大县监利、随县、沙洋、京山等地调研发现，土地流转正在各地加速推进。一些种粮大户、企业和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出现贪大求快、急于求成的情况，加上遇到干旱、暴雨等自然灾害，规模经营风险开始显现。
在这些地方，农田流转一两千亩的现象并不鲜见。京山县峥嵘农庄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面积达到1.9万亩，理事长刘若峥一人就流转土地5300多亩，比2012年翻了两番。随县宝兴家庭农场负责人肖保新流转560户村民土地共计1892亩，仅流转费每年就要120多万元。监利县周老嘴镇火轮村种粮大户孙成山种了2017亩地，今年由于难以承受每亩500元的流转费，打算退掉400多亩。
在工商资本下乡后，一些村庄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整村土地流转。湖北昱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将随县玉皇阁村490户农民的3万多亩土地整体流转，建设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近两年已投入8000多万元，但目前还没见多少效益。
沙洋县正中现代田园生态农业合作社将官垱镇王坪村308户农民的一万多亩土地集中流转，合作社理事长郑中坦言，流转费太高，种粮效益又不好，本打算进一步扩大规模，发展生态种养业和观光农业，如今计划只能搁置。“当初摊子铺得太大，现在只能从自己设在重庆的公司调集资金来付农民的土地流转费，合作社运营只能勉强维持。”郑中说。
部分农业企业更是跨区域大规模进行整村整镇土地流转。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在京山县石龙镇流转了3万亩土地，计划5年内流转10万亩；湖北春晖集团已在孝感、黄石累计流转土地12.3万亩。
京山县农村经济管理局副局长唐以文称，近年来土地流转势头较猛，2013年京山县累计流转耕地达42万亩，比上年增长50%，今年又扩大到50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四成，其中整体流转的有27个村近6万亩耕地。
记者调研得知，去年湖北大部分地区遭遇大旱，大面积流转的经营主体普遍出现亏损，少则十来万元，多则三四十万元。肖保新去年仅抗旱就花了二三十万元，他向记者大吐苦水：“去年干旱减产近30%，亏了30多万元，再这样下去连流转费都付不起，真不知道如何收场。”
“全国水稻第一县”监利县种粮大户吴刚则因一场不合时宜的暴雨损失惨重。他的合作社去年以每亩750元流转了1500亩土地，由于备耕较晚推迟收割了几天。2013年7月20日一场大雨下来，本准备第二天收割的1500亩稻谷全部倒伏，亏损40多万元。合作社原本有11名合伙人，现已有5人退出。
农田非粮化 流转费兑付成难题
在部分地方贪大求快推进土地流转的背景下，一些新型经营主体因自然灾害等出现亏损，违约违规风险大增，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土地层层转包、农田非粮化、拖欠农民流转费等问题，甚至发生流转方违约、农民堵路讨钱事件。
京山县罗店镇刘港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实勇，去年除了种自己流转的1500亩地，还帮另一位种粮大户种了1000多亩，而这些田，正是国宝桥米公司从农户手中流转后转包给这位种粮大户的。这位大户坦言，他们合作社流转的近1.9万亩田中，也有一部分土地被转包给其他人种。
一些地方出现了农田非粮化现象。记者看到，在随县、京山、沙洋的一些新农村建设点，不少土地都种上了大棚蔬菜、园林花木，有的还办起了养殖场，甚至建起了别墅、亭台楼阁搞乡村旅游。
由于近两年连续亏损，肖保新打算转变种植结构和经营模式。“以后不种普通稻谷了，要种有机稻，今年先试种500亩，这样才能卖出好价钱。”他告诉记者，今年他还打算建几十个大棚，种100亩左右的蔬菜，规避风险。
连年亏损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无法及时兑付农户流转费的情况。京山县一位农业干部介绍，安徽袁禾实业有限公司在石龙镇流转农田1400亩，约定2013年10月30日前给农民结算流转费，但直到12月底才兑现。据了解，当时农民情绪很激动，把一级公路都堵了，政府出面协调才得以解决。
“现在流转费太高，人工、农资等成本又节节攀升，种粮风险太大。”刘实勇说，万一搞不好，老是这么亏损，没有办法也只能违约了。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一系列问题是由土地流转贪大求快造成的，一旦流入者出现亏损支撑不下去，就很容易引发合同纠纷，进而引发社会矛盾。
健全土地流转机制 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并重
一些基层干部和种粮大户建议，从健全土地流转制度设计、多渠道提高种粮效益、加强农业风险防控等入手，推动农村土地规模经营规范、有序开展。
一是要设定土地流转保证金，提高土地经营者门槛。京山县农办副主任魏会军表示，京山县从今年开始要求流转者提前上交一定的保证金，存放到乡镇财管所设立的专门账户，一般是每亩200元左右。此举既能保证农户的权益，又可以防止流转方把矛盾风险全部推到政府身上。
二是要建立土地流转风险基金，充分发挥农业保险作用。唐以文建议，由政府牵头，财政部门、保险公司和流入者三方共同出资设立农业风险基金，同时解决好农业保险认定难、赔付难、标准低等问题。
三是要稳定市场价格，发挥好托市作用。监利、随县等地多位种粮大户向记者反映，去年托市启动较晚，托市效益多被粮贩子和收储企业赚取，卖“义气粮、关系粮”现象普遍。
监利县周老嘴镇种粮大户周成山说，去年他的100多万公斤中稻大多以1.1元/斤的价格卖掉，“1.35元/斤的托市价是去年7月下旬出台的，但真正实施则拖到10月底，那时候粮食早就卖光了，钱都被有关系的粮贩子赚走了。”周成山相当痛心。
贺雪峰认为，土地流转切莫冒进贪大求快，要以市场调节为主，鼓励农户之间进行中小规模流转，单户流转规模宜根据实际情况控制在适度规模；同时政府要加强引导和监管，保证土地流转在取得实效中稳步推进，保障农村社会稳定。（记者 王贤 陈俊 俞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