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刘强来到日本驻广州总领馆后脱下外套，亮出自己花4小时文出的“精忠报国”四字 摄影/本报记者 李晨
刘强在韩国警局被带出时媒体采访到他的画面
刘强火烧靖国神社后日本电视台播出的救火画面
星期三，刘强会定期出现在日本驻广州总领馆门前。最近一次，他展示的新作是“日本谢罪”。
火烧靖国神社，让刘强的人生轨迹突然转向。在这条路上，他甚至不惜偏执地前行。
“被我点燃的，将不会是仇恨的野火。我想要烧毁一切腐朽、自私和怯懦。”他说。
2011年，他在日本靖国神社纵火；2012年，他向日本驻韩使馆投掷燃烧瓶。一年牢狱之后躲过了被引渡日本的灾祸，被释放回国；但这之后又步入了意料之外的其他困境。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卷入中日关系的程度比一般人更深。尽管他应用“二分法”，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日本，但40年以来，他的人生轨迹从未真正脱离过两国之间的漩涡。有人夸他爱国真勇士，有人贬他非理性冲动。刚刚度过不惑之年的刘强，仍在独自左冲右突之间寻求意义。“被我点燃的，将不会是仇恨的野火。我想要烧毁一切腐朽、自私和怯懦。”他说。
文艺表演
刘强独自站在人群中，被协警和酒店工作人员团团围住。在等待派出所民警“接走”的间歇，刘强变换着普通话、粤语并偶尔夹杂英语不肯作罢，高声和众人理论。
“中国人的丑陋，不要在这儿抖搂。”
刘强停嘴，花园酒店门前的这个小圈子也暂归静默，唯有一名协警手里的小相机在咔嚓作响，一名酒店安保人员的右脸在激烈抖动。
因为阻拦刘强进入酒店，这名安保人员20分钟前刚和他起了冲突，现在正不肯示弱地回应着对方的近距离逼视，勉力维护着此刻的平静。
刘强原本穿着一套从广州战士歌舞团订做的07式军礼服（它的现实功用，是“新四军后代合唱团演出礼服”），此刻身上剩的一件白衬衫被广州6月份的天气溻湿了贴在脊背上，隐隐透出一周前刚刚文上去的“精忠报国”四个字。20分钟前，他刚刚脱光了上衣，在花园酒店的门前展示了这件新作，以及其他几幅写在宣纸上的书法作品——“日本谢罪”、“中华崛起”。此前还有几次，他边展示边唱歌，边用手指向斜插在不远处的日本国旗——偶尔还会做出手枪的手形。
位于越秀区华乐路的花园酒店，是日本驻广州总领馆的馆址。对于上述系列行为，刘强自我定义为“文艺表演”。他不聚众，只偶尔带个朋友为他拍照留念。他说，他想要通过此举提振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自信心。
这一天是6月11日，是自今年2月5日以来刘强第六次来总领馆门口做“表演”。他表示，自己与这里做保卫的武警、工作人员以及派出所的民警都已相熟，每次活动之后都被警方或相关人员带走，例行公事地做登记等简单处理。
一工作人员在与刘强争吵间歇皱眉表示：“我们不反对搞示威活动，但他的行为经常有点偏激……”
警车驶进来了。刘强敛起了他的衣服、书法作品，主动迎了上去，车门被打开的同时笑问：“今天来的是哪位警官啊？”
抗战世家
1974年6月20日，刘强生于上海市。爷爷是老红军、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长刘别生，历经抗日和内战的枪林弹雨，1945年牺牲于抢夺地盘的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奶奶也曾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军部机要。
刘强从小不在父母身边，上学前由外婆带大。1985年12月，外婆杨英在去世之前将自己的身世透露给刘强：她原名李南英，生于平壤，1942年被日军抓到中国做慰安妇，战争结束后留在中国，婚嫁生女；杨英的父亲，也就是刘强的外曾祖父李胜式，由于在日占期坚持在首尔中学教授韩语，被日军监禁并拷打致死。
儿时的刘强并没有种下反战或仇日的种子。所有家族记忆中让他铭记犹新的一段是：抗战胜利前夕，致爷爷于死命的，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重机枪。刘强对此的评价是：三发子弹点射啊，打得那么准，他不去打日本人。
读初二那年，刘强坐在父亲的一位台湾友人身边看了一出叫“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的话剧，他记得这位老先生深受追捧，为人温良谦和。事后随着慢慢长大，他才读到这位老先生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而比柏杨这个名字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他至今仍挂在嘴边、老先生对于中国人不留情面的批驳——自私！怯懦！窝里斗！
18岁时，刘强开始学习日语，并且在培训班上认识了第一个日本朋友。对日本人，他将“两分法”沿用至今——恨而不怨。恨的是军国主义，但对当代日本人无怨。
生于一个军二代家庭有时会让刘强感到某种压抑。“我爸爸躲在我爷爷的光环后面。不过你在网上输入他的名字+刘别生，是没有关联的，但你搜‘刘强+刘别生’就不一样啦。”他说。
1997年，感到上海“压抑”的刘强前往广州，想要“改变”、“提升”自己。他先是在一家日美合资的企业里工作，第一次体验了“在日本人面前讲英语，他才会老实”的经历。2005年，他第一次登上日本国土，在东京游玩之际到靖国神社门口唱了一首新四军军歌。
2007年，刘强开始学习心理疗法，刚好在汶川地震之前拿到了心理治疗师的认证，而后他赴川援助。
他说，灾民的眼睛触动到了他。这也促使他后来投入到另一场灾难的救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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