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当存在“打了招呼”的嫌疑时，谁能指望县公安局能超脱这种干涉而秉公执法？因为公安机关在执法上并不具备足够的中立性，此时其调查的公信力难免受到质疑。
连日来，山东东平初中女生疑遭性侵事件成为网络热点。针对迅速升温的舆情危机，泰安市11日再次成立督查组，督导有关部门和东平县迅速调查处理。
同以往很多事件一样，“东平性侵案”曝光后，有关真相的调查遭遇到严重的公信力危机。当地公安部门的初步调查，不仅没有平息网络舆情，反而引发舆论的普遍质疑。为何缺少被性侵女生供述？警方是否“修改口供”？究竟有没有“市里给县里打了招呼”？诸如此类的疑问，都直接指向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本是刑事案件，执法机关却陷入舆情漩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客观而言，刑事案件的调查有其自身规律，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有时很难作出与大众常识相吻合的法律判断。一些执法机关在调查时，因为忽略了身份的中立性和调查的全面性，加之在回应反馈上略显笨拙，也容易招致质疑。但在我看来，调查主体本身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不足，也是影响调查结果的重要因素。
本案中，人们之所以对最初调查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并不认同当地的公安机关。当存在“打了招呼”的嫌疑时，谁能指望县公安局能超脱这种干涉而秉公执法？因为公安机关在执法上并不具备足够的中立性，相反只是受地方政府指挥的一个部门，此时其调查的公信力难免受到质疑。
如果说公安机关因体制特殊而难以中立，那么此前东平县成立了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联合调查组，为何还不能取信于民，非要泰安市再度成立督查组呢？按常理，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一级政府，由其介入案件调查本可以做到中立和公正。但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中，长期形成的司法地方化弊病，一定程度上将检察院、法院视同地方党政的一个部门。
不难看出，在地方的治理体系中，由于党政机关一开始就忽略了执法部门特别是司法机关的中立性，实践中将这些机关完全纳入自己体制之下，才使得地方出现危机事件时，司法机关反倒不能凭借权威予以有效化解。在这种背景下，司法机关在人们心目中也失去了原本的独立性权威，变得与其他部门无异。正是缺乏独立而有威望的调查机构，人们才不断向上寻求更高级别的部门介入，其背后则是对调查主体独立性权威的期许。
好在当前新一轮司法改革正逐渐铺开，“去地方化”的一些改革举措，有望将蜷伏在地方体制中的司法机关伸展开来，获得更为中立而权威的地位。那时，执法机关就不再是地方的“代言人”，而是国家法律和正义的“使者”，其所获取的法治威望，必然成为化解地方个案调查公信力危机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