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的武汉大学生贾虎说，他从小生活的武汉从未像过去一个月那么安静。
他记忆中的武汉，是火辣辣的热干面、珞珈山的樱花、黄鹤楼上的远眺、飞架南北的长江大桥，还有走在街头随处能听到的爽朗干脆的方言。
一切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骤然改变。
这座有着千万级人口的中部大城市按下了暂停键，往日喧闹不再。商圈歇业、公共交通停运、社区拉起门禁……而医院里的灯，彻夜长明。
“战疫”打响后的第一个十天，火神山医院落成接诊，雷神山医院交付使用；第二个十天，9个方舱医院投入使用，收治患者5606名；第三个十天来临前一天，武汉新增治愈人数首次超过新增确诊。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找到了12位江城内外的战疫者，听他们讲述从疫情开始至今的生活变化。
他们是闯过生死劫的新冠肺炎患者；是厚重防护服包裹下坚持救人的白衣天使；是开着私家车、不计报酬的城市“摆渡人”；是在抗疫第一道防线承受压力和抱怨的社区工作者；也是为特殊时期社会治安保驾护航的人民警察；还有“流浪”在外却心系家乡的武汉人。
期待中的武大樱花定会盛开。江城每天在变，人们终将赶走这病毒的阴霾，脱下厚重的防护服、摘下让人透不过气的口罩，呼吸新鲜的空气，开始新的生活。
穿越生死线：感染新冠肺炎的一家七口
我叫夏雪(化名)，36岁，家住青山区，是一名医院职工。
我家里有七口人：公婆、父母、丈夫、三岁的宝宝和我。这场疫情里，我们一家有7人感染，其中我的父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最早感知到疫情，是在去年的12月底。当时，我和身边的人都看到了有医生发在手机里一些群聊中的信息截图。当时，我和朋友都以为是假的。
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布“封城”，我一早才看到消息。就是在这一天前后，我父母、公婆和老公因此前身体有疼痛、乏力等症状，去医院做了CT检查，发现肺部均有感染或病变。当时，公婆和丈夫都住进了医院，但我的父母没找到床位，就在门诊输液治疗。
当时我也已经食欲不振了，我和宝宝在家呆着、睡觉休息。我看着网上的消息，感到事态严重，以前武汉可从来没有过“封城”这样的事儿。因为专家们对新冠病毒认知也在持续更新，说不恐惧是不可能的。我把银行卡密码都提前交代给家人，甚至为防不测，把孩子的以后托付给了亲戚。
一个月以来，我像是穿越了生死线一样。我病倒后，先吃药自救，病情严重后，又去医院排队等床位。2月4日，我等来了一个床位，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身体逐渐好转，已经在昨天出院了。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月发生的事情，我想是“悲喜交加”。喜的是我公婆、母亲、三岁大的孩子和我，都纷纷康复出院，老公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悲的是，我父亲前段时间病情严重，抢救无效离世，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疫情结束后，我希望能和家人朋友团聚，感谢一路帮助过我的人。
治愈后的第一碗热干面：是城市苏醒的味道
我叫贾虎(化名)，今年21岁，是武汉的一名大三学生。
1月中旬，我忽然感到浑身酸痛，到17日发起烧来。一开始，我只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并未在意，拖到21日症状仍未缓解，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逐渐多了起来，我和家人才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立马去医院就医。
宣布“封城”的那天，城市交通停运，我正和爸爸去医院拿药；“封城”的第6天，我确诊了新冠肺炎，医院免费发放了药物克力芝，我在家吃药并且隔离。宅家的日子里，吃的要么是自己做的食物，要么就是奶奶做的。简单的鸡蛋炒饭，把娃娃菜剁碎炒进去，也挺好吃的。我在家会观察路面，平时熙熙攘攘的解放大道，在过节时分竟然一辆车都没有。
整个城市突然空了，非常安静。
20多天后的2月7日，我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阴性，我终于康复了！为庆祝我康复，我颇有仪式感地找了个地方吃早点。
对于武汉人来说，吃早饭是个很隆重的事情，准确的说，应该是很精致的事情。我们武汉人叫“过早”，当时我们找了一个店，点了我很久没有吃到过的热干面。吃完后，我还发现他们居然在做豆皮。“封城”后，这些东西都很难吃到了，早点摊很多都不开了。
那天，吃完久违的早点，我感觉这个城市仿佛也开始慢慢苏醒了。
自我康复后，三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2月17日，我接到社区通知，说要到方舱里继续观察。这段时间里，我每天的日常是学习日语、看视频、量体温、写作业。
原本放寒假前，我已经提前两个月计划好去看我偶像大桥彩香的演唱会，因为疫情不得不退票。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我可能会正常结束我的寒假班日语学习课程。 现在，日语学习进度也落下了不少，少说也有10节课的内容。不过，演唱会取消了，机票退订等其他原本计划在日本的开销也节省了下来，自己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这个角度来看，也不完全是坏事。
疫情结束后，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先吃一份双倍牛肉饭，然后去献血。因为我的血型是比较少见的A型血Rh阳性，希望能帮助更多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
一名儿科医生的抗疫征程：人生第一次穿上纸尿裤
我叫林鸣，是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儿科急诊的一名医生。
从2020年1月开始，我被调至位于沌口开发区的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儿科急诊工作。冬季原本就是流感高发的季节，每天前来就诊的患儿很多。随着疫情逐渐加重，从1月中旬开始，我发现来看病的小朋友少了很多，家长大多避免带孩子来医院，来了也是开些常用口服药就匆匆回家。
1月23日，宣布“封城”的第一天，我正在家里休息，和很多人的惊慌不同，当时知道听到消息，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感觉大家真的重视起来了，采取措施防止疾病扩散。两天后的下午，协和西院被正式征召为定点医院，我第一时间被派去成人发热门诊工作。
起初对于这样的安排有些意外，我的执业范围是儿科，理论上是不能在成人门诊工作的，但特殊时期，特事特办也能理解。想到疫情暴发以来，身边同事纷纷去发热门诊支援，心中一直无法平静，接到通知，对我也算是如愿以偿。
大年初三，是我在发热门诊坐诊的第一天，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护目镜等防护用品。因为防护服比较紧缺，所以一旦穿上就要到下班才能脱，为了解决方便问题，人生第一次穿上了纸尿裤。
“重装上阵”后，工作的紧张瞬间淹没了初来乍到的兴奋感。因为防护用品比较厚，前来就诊的以老年人居多，有时候要大声喊着询问病史。所幸患者以轻症居多，所以在治疗的同时，我更多在扮演心理医生的角色，给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由于在发热门诊工作，还是担心自己会有感染的风险，主动跟家人隔离开，到了饭点的时候就去家里楼下等家人送饭下来，顺便跟老婆孩子远远打个招呼。
大年初九，我值夜班，遇到了让无数网友泪奔的徐美武奶奶。那天凌晨2点，她独自一人过来找我做体检。询问后，我才知道，90岁高龄的她陪64岁的儿子来医院就诊，等待4天4夜终于将儿子安顿住院。她给儿子的留言至今让我泪目：要挺住，要坚强，战胜病魔……真情流露于笔尖，我真切体会到“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的意义。万幸的是徐奶奶CT检查结果正常，后续联系社区检查核酸也是阴性。
随着火神山医院的建成，我又被调到急诊120中心，负责将各个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转移过去，很累，但看到每日通报的新增病例数较前大幅下降，出院人数稳步上升，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当然，工作期间也不乏有意思的事。2月21日，我接到120的出车任务，一位40多岁的大叔在家里心慌，胸闷。我们到达现场时，他已经乖乖站在路边等地，我询问具体情况，答说心跳特别快，最近5天整晚睡不着觉，怀疑有心衰。在救护车上，我先检查了下他血压和心率，均正常，就准备拉他回医院做详细检查。谁知半路上，大叔又开始焦虑了。
“医生，你们救护车上有没有病毒？我怕被感染了，我就死定了。”
“医生，我现在觉得心没有那么难受了，可不可以先下车回家观察下？”
“医生，你们的防护服能不能卖我一套？我去医院不能被感染了。”
还有一回，一个35岁的男患者说每天晚上睡不着都摸自己脉搏，有一晚突然摸不到了，觉得自己浑身动弹不得，马上打了120。我们出发后，接到了他，发现他上车下车比我都灵活。
疫情让多数人都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状态。
当然，紧张是有来由的。新冠肺炎，让全国超过2000人失去了生命，一些同行倒在第一线，令人痛心。不过，昨天从科室同事那里得知，我们医院的发热门诊迄今为止没有一例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我太想跟老婆、孩子、爸爸妈妈坐在一个桌上吃一顿饭了。
逐步降温的发热门诊：高峰时一天接诊300多人
我叫南晶，是武汉肺科医院发热门诊的一名医生。
1月2日，我们医院改建了发热门诊，同一天，我开始接诊病人。那时候，我们接诊的发热病人不多，随着时间慢慢推移，患者也越来越多了，高峰的时候平均一个医生每天需要接诊近一百名发热患者。
“封城”前一夜，1月22日下午6点到23日早上9点，我刚好值夜班，忙着接诊发热病人，没有留意到“封城”的消息。
由于父母刚从外地回老家黄冈，家里防护品没有准备，市面上也已经难得买到了，再加上通过一些当地医疗界的朋友了解到黄冈的疫情已经开始升温。
“封城”当天，我下了夜班就开车去了黄冈，给父母带去一些提前买好的口罩、消毒液等物品。当时，湖北最开始封锁的是“江北”区域，黄冈属于江南地区。当天十点多，我到了高速出口，检测体温后就顺利出城了。
到了下午三四点后，我才得知消息武汉“只进不出”了，当天晚上我就立马赶回了单位。
“封城”的这一个月以来，我的生活就是单位与酒店两点一线。最初患者很多，医护人员人手不够，发热门诊经常就像菜市场一样，人山人海，最多的时候一天接诊300多人，凌晨一两点还在接诊患者，压力特别大。
后来，随着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的投入使用，我们部门接诊患者的人数才慢慢减少下来，2月7日那晚，还出现了“断崖式”的人数下降。现在，新增病人数量在慢慢减少，治愈出院的病人越来越多，可见防控工作起到了效果。
接诊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的患者是一家人一起来看病的，甚至有一家人全部被确诊的。有时候，我看着有的病人眼睛里都没有神，是麻木的，我心里也很难受。我觉得在后续的工作里，对于这类人的心理干预是很有必要的，希望可以多呼吁这一块的工作。
另一边，我们医护人员每天也都是高强度工作，但并肩作战的同事，没有谁退缩过，说中途放弃的，大家一直在坚持。
这段时间以来，我觉得挺对不起家人的。自疫情开始以来，我没有回过家，哪怕回家，我也是站在楼下，远远跟他们打声招呼，为他们买的一些生活用品，放在楼下。我也是不敢回家，担心给他们带去病毒。
2月22日是我父亲的生日，趁着午休时间，我刚与父亲视频了一会儿。等到疫情结束后，我想多陪陪家人，陪陪我的女儿。女儿很乖，画了一幅画让爸爸加油，很感动！
支援武汉的广东专家：初到时，感觉被投入病毒的荒野
我叫王华 ，是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ICU副主任，从事呼吸疾病和重症监护工作20多年了， 目前在武汉对口支援汉口医院。
武汉“封城”的时候，我就预感肯定很严重。但我个人不慌张，因为我们都是搞重症的，平时传染性很强的甲流、禽流感时不时都会见到，也参加过“非典”，心情还是相对平静的。我本来买好了初二的机票要去我爱人老家内蒙古看老人，但我们两口子都是医务人员，她也是临床医生，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
最初，我们专门问了在武汉的同学，知道了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这个情况。过年前一周左右，我们院开始准备成立专家小组应对疫情，院里也一直要我们值守广州不能离开。大年三十中午一点半，我还在医院值班，就接到通知要组队，叫我准备好当晚八点出发，带上至少三天的物资，因为当时前线的消息是，前线根本没有物资。所以我们带了防护服、N95口罩，防护服本来就只有140件，我们拿走了100件。我们医院当时已经隔离了四个病人，而且开了发热门诊，也要留一些。
到了武汉汉口医院以后，虽然心里有准备，但现场还是让人很震惊。他们本院有100多个医生，500多张床，那时已经把所有其他病人都转走了，开了十个发热门诊，还有几个病区。整个医院全是病人和家属，有病人跟我说，排十几个小时队能拿到药、打到针算是很好的，当时就紧张到这种程度。医生们很忙，医院的后勤人员、物业基本都走掉了，所以医院没办法，有时还得请退休人员适当守守门。
那种感觉，就像把我们投入到一个病毒的荒野里。我知道的本院(汉口医院)，有三个领导进了隔离区，早期ICU抢救了几个病人，结果医护倒了五个。
我记得有三个陪护家属担心自己感染，来找我拍CT，一拍全中招了。但因为不严重，他们要继续陪护，我们也只能给他们发防护服，让他们戴好口罩，注意手部卫生。
不过这些工作我们只要规划好就可以了，大概三天我们就理顺了病区。最压抑的还是氧气设施不足。其实所有医院的中心供氧，都不是针对全院病人一起吸氧来规划设计的，所以重大疫情下吸氧系统首先“崩溃”。
我们当时有483个病人，一住下来同时开动吸氧，根本吸不到氧啊，那个氧流量计根本开不上去，一开最多上到3、4就了不起了，一会儿还往下掉，所以病人呼吸窘迫很麻烦，我们又没有别的措施来帮助他们，这是最无助的。以前病人再多，也没见过把整个医院氧气都用光的。后来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募集了氧气瓶，制氧机、储氧面罩等配合一起用，才改善了病人的吸氧问题。
武汉开始实施“应收尽收”政策后，病毒传播的少了，或者在家里拖延至重症的情况少了，所以虽然还是有病人不断进入，但我们基本已经能应对自如了。本院发热门诊曾经一天接1500个病人，现在最少只有6个，他们也轻松了不少。我们作为重症收治点压力已经减轻了不少，医院的管理也在不断完善。
疫情之后，我还要被隔离十四天，希望不要再吃盒饭了吧！吃了一个多月，简直是不行了。
为医护摆渡的一万公里：起早贪黑，只想多载几个人
我叫段晓亮(化名)，今年30岁，武汉人。
“封城”当天中午，我就加入了志愿者车队微信群，成为一名车队的司机。因为在这之前，我看到很多医护人员工作的状态，非常心痛，所以我二话不说，出去跑车了。
至今，我也仍然坚持着做志愿者司机，每天接送医护人员、运物资，穿梭于武汉的东南西北，每天跑十几个小时，有时凌晨2点还有医护人员去上班。
每趟接送医护人员，我都想尽量多载几个人，可医护人员的上车点和出发时间都不同，我要保证他们都准时准点到岗，就必须起得很早。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挺累的，睡眠不足。同样，运送物资也不轻松。有时候物资抵达的时间很晚，我也经常大半夜的去运货，把物资搬上车，一路开到医院。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次我把一车防护服拉到医院，一位50多岁的医院工作人员走进一看是防护服，高兴极了，连连拍手叫好。这些防护服好像有神奇的魔力，能让一位五旬大爷像个孩子一样，当时我也莫名感动。
随着防控疫情的各项措施逐步落地，武汉市内各方面都逐渐稳定，不乱了。后来，网约车也开始运行，医院也为医护人员就近找了酒店住下。慢慢的，需要车的人就少了。从做志愿者至今，我的车已经开了近一万公里。
疫情对每个家庭的影响都挺大的。对我来说，机场封了，无法回到国外，工作停了，收入也成为我担忧的一部分。疫情结束，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上班。
连轴转的社区医生：等疫情结束，将投入另一种忙碌
我叫张强，是江汉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社区医生。
1月17日，我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突然接到科室主任的电话，让我入户追踪并核实一位病人的情况，他可能感染了“不明原因肺炎”。
我挂了电话，立即回到单位，穿上白大褂，往口袋里塞了个口罩，按照地址出发了。敲门后，是患者母亲开的门，她告诉我，患者最近半个月都没回来过，所以我连口罩都没戴上就进去了。
调查后得知，家中有患者母亲、妻子和三岁大的孩子常住，他本人经常出差，偶尔才回一次家。患者16日早上出发去深圳前，在家住过两晚。
虽然当即预感到有传染风险，但在家属面前，我不好意思立刻戴上口罩，只好加快调查进度，教她们多通风，物体表面、碗筷和衣被的消毒方法，随后赶紧离开。
后来，这位患者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断为新冠肺炎。幸运的是，他不久治愈，成为深圳第一位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现在回想执行任务时，没把防护措施做好，真的有点后怕。
我是单位的疫情员，主要负责传染病方面工作，兼顾疫苗门诊工作。武汉宣布“封城”时，我就预感这个春节会很忙。那时，我也逐渐在同学群里感知到了疫情比较严重，床位不够。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忙得团团转。“封城”后几天，社区每天接待发热病人大约一百五六十人次。医护人员基本都没怎么休息过，有时到晚上11点多才下班。每天还要入户或电话询问社区内居民的体温状况，分发消毒和防护用品等，工作很细很繁琐。
2月20日，武汉规定，社区医院不得接诊发热病人。21日下午，我负责的隔离点，有位老人突然发热。我们紧急联系车辆送到区医院，陪着老人做各种检查，忙到晚上9点半才回到单位，随后我又整理了各种资料，11点多才回家。
“封城”后20天左右，我明显感受到社区医院接诊的病人逐渐减少，主要原因是定点医院的床位增加，各方舱医院开放，火神山雷神山等开始收治病人后，很多病人在这些地方能找到床位。
这次疫情对武汉的影响很大，但好的一面是，未来武汉市民的卫生习惯应该会加强。
疫情结束了之后最想做什么？对于这个，我没什么想法，因为我本身还兼顾社区接种疫苗的工作，市民得有一两个月无法接种疫苗，疫情结束时，来接种疫苗的人估计会爆满。我大概没时间休息，只是从“一种忙碌”过渡到“另一种忙碌”罢了。
社区书记的烦恼：埋怨、感谢和被打爆的电话
我是武汉江岸区某社区的党总支书记，我姓周。
在公布新冠肺炎会人传人之前，我还有点不以为然，想着只要不乱跑，不去人多的地方，和人说话站远一点就没事了。
1月23日，听到“封城”消息，我震惊了，没想到这么严重。当时我在上班，有的居民找到社区来说想出城，让帮忙开个证明，但我们并没有这个职能。那时，我还想着等这几天过了，他们还可以出城回去过元宵节。
后来，病人数量逐渐抬高，很多人排不上救护车的队伍，甚至电话也打不进去，居民开始反复拨打我的电话。从1月23日起，我就没回过家，一直在社区接电话，实时更新数据，上报街道办事处，尽量安排送医。
最困难的时候是初三、初四两天。深夜里也会接到很多电话，有的病人需要急救，要我们去协调车辆，有的人说自己发烧。几乎全是情绪激动的求救。但运送病人的车辆归街道办事处管理，配给我们的志愿者车辆已下班，而且他们也不运送病人。我们只能深夜给领导打电话，协调车辆。
这样的求助电话接多了，我的精神也变得不好。一开始我非常同情发热病人，毕竟得了这个病。我闭上眼睛就想：还有多少个病人没有送医，嘛办哪，这些人可嘛办哪。渐渐地，我一度陷入一种很难摆脱的愤怒。有的家属不配合，我们要送他去隔离，他硬说自己没事，第二天发烧，我们要安排他去医院，他也不肯去，结果第三天他就下不来床，打电话来威胁我们赶紧给他办理收治。
社区的人力有限，1个干部负责300到500户居民，每天都没有空闲时间。2月以后，逐渐有床位空出来了，有的居民看到其他人住院了，还问我“交多少钱才能住院”，我感觉受到了侮辱。2月13日，我们终于完成“清零”，现在床位供应得多了，最近社区每天有几个新增病例，也都能及时送医。
我个性直，容易与人发生争执。随着送医难的过去，我现在心情已好了不少。一来物资变得充足，再也不会有居民因为分不到酒精和消毒水都不够用而骂我们了。
最近我们在线帮居民团购蔬菜，微信群里询问需求后统计汇总，再由工作人员排班去各个点分发，安排居民分批下来拿。大多数居民都很满意，我去给老人家送菜，虽然爬楼累点，但他们都很感谢我，心里开心多了。
本来工作都捋顺了，但昨天，我却住进了隔离酒店。其实从2月8日开始，我就一直有点咳嗽，当时同事都让我去检查。但我想着社区处在城乡结合部，住户多，情况复杂，事情又多，我如果走了，有些副手可能还没法挑担子，就先吃了点药继续工作。
前天(2月21日)开始，我咳得有点止不住，浑身疼。昨天上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肺部有点感染，我还想着先回去一趟把工作交代好再去，但医院不同意，直接把我送到了隔离点。
之前我总想着疫情结束后，一定要先好好睡一觉。现在被隔离了，提前过上了天天睡觉的生活，剩下的愿望就是出去后吃顿好吃的：搞点小菜，花生米，再喝点酒，把自己喝醉，释放一下。
风暴中的志愿者：为指责难过，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努力
我叫崇君(化名)，曾是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现在是一名社区工作者，负责安排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者。
1月23日前也听说疫情的消息，但直到“封城”，才正式感受到疫情就在我身边。
那天，我在单位上班，当时忽然觉得紧张，好像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慌，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才会过去，千万人口的武汉“封城”，这是对全国的贡献，像壮士断腕一样悲壮。
大年初三(1月27日)我去武汉市红十字会做志愿者，每天的工作非常忙碌，但也被一起的志愿者朋友深深感动着，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小伙子小楼，听说武汉疫情后，他大年三十从老家采购了4000个口罩，开车8小时送到武汉，还留下当志愿者，直到现在仍然在医院、社区，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
疫情之下，我所在的志愿者系统也一度被卷入舆论风波，面对指责，尤其是网上说收手续费、买菜等等无端的指责，我感到难过，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努力。
好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工作越来越顺了，经历过初期的慌乱，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工作流程都有条不紊起来，加上新增病例一天比一天少，感觉我们的战疫快要迎来曙光了。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宅家中、勤洗手、多通风，多坚持一段时间，共同迎来春暖花开。
对我来讲，疫情结束了第一件事就是甩掉口罩，自由呼吸新鲜空气。
方舱医院执勤民警：搬水、巡逻，脱下防护服浑身湿透
我是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民警张旭东，现在东西湖方舱医院B舱执勤。
在进入方舱医院执勤前，我在东西湖区人民医院执勤，在刚去医院执勤的时候，就感受到疫情严重。当时医院的压力特别大，每天的接诊量在四五千人，看病的患者太多，医院24小时都在收治患者。执勤过程中，我看到有一些60岁以上的患者，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患者家属有时非常无助，恳求我们说：“你看我爸5天没有进食了，又不能打针，一打针就过敏，他现在又住不了院。”当时我看着老人站在那里，跟他说，“你要劝你的父亲一定要吃饭，只有吃饭才能提高免疫力。”
“封城”开始后，每天的患者仍然非常多，医院能收治的人数又很有限。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人在求助，这个时候我心里面也非常难过。
但值得欣慰的是，后来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防控措施力度明显大了许多，也更有预见性。从启用方舱医院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到征用酒店隔离疑似人群，该住院的住院，该隔离的隔离，社会上的风险性越来越低。再到后来小区的防控、人员的流动、车辆的上路，这一系列的措施，我感觉是非常得当的，效果也很明显。
2月9日开始，我进入东西湖方舱医院(即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执勤，作为第一批冲锋队员，进入方舱前我心理上是有准备的，也知道这个病的传染性非常强，但我既然选择了，首先要坚定信心，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因为我们家夫妻两人都是东西湖分局的警务人员，妻子也是共产党员，她也很支持我去一线抗击疫情，那天夜里凌晨两点接到分局的电话要一早赶赴前线，她连夜给我收拾行李，我很是感动。
在方舱，每天我要负责把水搬运进去，确保每个饮水机前有三桶水。随后，再把整个病区巡视一遍，交代患者注意用电安全、戴口罩、检查他们的个人卫生，劝阻乱扔垃圾。此外，还有一项主要工作是要维护医疗秩序。有的患者迫切希望出院，如果排不上队就容易情绪激动，此时医护会请我们帮忙。每次值班结束，脱下防护服，都浑身湿透，我会赶紧跑出去，多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看着方舱内的来自外省的医护人员精心照顾患者，作为一名武汉人，我越发觉得应当带着一份感恩的心，去维护城市的形象。
等到疫情消散，武汉“解封”之时，我想第一时间回黄石老家，把我的父母和孩子接回来。已经很久没有见他们，很想念。
不再流浪的武汉人：异地确诊，住院12天后治愈
我叫肖美华(化名)，是武汉一所小学六年级的教师，1月26日我被在福州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在隔离治疗12天后，我顺利出院，目前在政府安排的酒店进行康复后的观察。
最早感受到疫情的时候是十二月底，我听医院的一些朋友提醒我注意安全，那时新闻也报道了华南海鲜市场有病毒的情况，因为那时候是学校期末也比较忙，我不久之后就忘了这事。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时我正在平潭旅游，当地政府得知消息后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我因为在平潭的两天住的不是同一家酒店，在入住第二家酒店的时候就明显感到对武汉来的人员检查比较严格，入住前还给我测了体温。在平潭的第二天，还专门去了派出所登记了证明，其余的时间就没有再出门了，直到24日回到福州。
得知武汉“封城”后，我很担心自己回不去，我立刻查了火车票，发现回湖北的车票已经不能买了。当时原本打算买到湖北的另一个城市潜江，因为我丈夫在潜江有一个办事处可以稍微将就一下，至少离家还近一些。但我想如果我回到潜江，那我在福州订的酒店就要作罢，我就想等在福州玩完的时候再回潜江。25日，我打算买潜江的车票回家时，潜江的票也不能买了。
暂时不能回家，我只能在福州继续寻找住所，原本之前订了一家民宿没住进去，我和我的丈夫和孩子三个人拖着行李箱在福州的大街上转悠了好久，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1月25日晚上，我思考了一下，前往离酒店最近的茶亭街道派出所寻求帮助。派出所找了卫生院专门的护士给我测了体温，结果是37.5℃，有低烧。之后他们帮我叫了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最近的定点医院，也就是福州肺科医院。
这个晚上也是我在福州感受到的最温暖的一个晚上，我在医院检查等待消息的时候，看到孩子和丈夫在医院的楼梯坐着焦急地等待，那时候我的心都是碎的，感到很绝望。确诊后，也就是1月26日晚，我被收治到病房里，我不停给我丈夫发信息，询问他们的情况，我担心他们甚至超过了我自己的病情。
丈夫后来回复我说，台江区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安排了隔离，并且提供了住宿，我当时听到他们有地方住我就放心了，至少不会在外面漫无目的地流浪。
我是1月26日被确诊新冠肺炎的，一直到2月5日出院，一共经历了12天。包括我病愈了之后需要在福州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治疗，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每天都会刷一些武汉的新闻，每一天都看到有一些疫情的变化，看到国家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建成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大医院，包括一天就建好了方舱医院，一些高效的故事让我对国家战神这病毒充满信心。
隔离观察期间，我都是待在酒店里，生活上有医护人员给予照顾，台江区的领导还来慰问了我的病情，这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当然现在面临停课不停学，我在一些时间还会在网上给六年级的孩子们上网课。
在另一方面，每次看到武汉的小视频和新闻，眼泪就会忍不住地往下流，感到很难受。
我刷了很多武汉的新闻，感觉这次疫情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当面对一件灾难或者是大事的时候，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规划。
隔离观察14天后我还要进行第二次复查，估计等确认完成没事后可能得3月份了。疫情结束后，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家，想去抱抱家人，想去给我的学生上课。因为有些平常的事情你平时并不会太在意，我经历过一系列事情之后才感受到平时生活的点滴对我而言是多么可贵。
对我而言，恢复最平常的最琐碎的生活才是最可贵的。
武汉姑娘的狮城新春：酒店里看春晚，被包机送回国
我叫李萍(化名)，90后小学教师，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当新冠肺炎还没有被命名的时候，只了解到疫情发生地在汉口的华南海鲜市场，我家住在武昌区，但几乎所有武汉人都喜欢去汉口逛街，我也不例外。我在去新加坡之前，1月14日，我还跑去汉口做指甲，和朋友吃饭，现在想想也是有些后怕。
1月19日，我按照早已规划好的出行计划落地新加坡，那天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还只有62例，我记得武汉天河机场当时也没有特别严格地检测旅客的体温。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新冠肺炎是肯定的人传人，一时间我的朋友圈里更是“炸开了锅”，也影响了我在海外旅游的心情。
1月23日，这天本来是我返程的日子，但也是在这一天，武汉“封城”，新加坡也出现首例确诊病例，第二天就是除夕，计划中我本来是要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的。当时导游告诉我们，当天飞往武汉的航班被取消，我和朋友选择先留在新加坡，等待后续航空公司安排，我们又花费一万多元人民币订了一家的酒店。
除夕这天，新加坡唐人街的年味挺浓的，有演出，舞台上欢歌笑语，但我只远远拍了个视频就回酒店看央视春晚，当时觉得能看到家里的频道，倍感亲切温暖。这是我第一次在外过年，第一次这么深切体会到团圆的美好。
联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后，我们被安排在了2月5日起飞的一趟东航包机回武汉。当天下午六点半飞机就已经落地，但直到夜里十二点半我才走出机场，当时觉得心力憔悴。我们这架包机147人，后来又到了一架日本包机，大概两百人，每位乘客都要经过检疫，当时用的是水银体温计，所有人就在机舱里面，叫到名字才下飞机。
现在，小区封闭了，确诊、疑似患者，密接者都集中收治，我感觉能安心一些。生活上的变化不大，工作上也已在网络上展开，从2月10日起，我们要为学生提前录制好微课。但我还是期待能够到学校去授课的一天，整天对着电脑，对眼睛的消耗太大。
我感觉疫情对武汉人的影响主要是在经济和心理层面，包括这座城市的对外形象。武汉是疫区，不知道以后出去玩会不会被人嫌弃。而那些逝者背后，都是一个个破碎了的家庭，亲人的心理疏导需要社会去关注。
以前我家的卫生纸、卫生巾、佐料、洗衣液、消毒液等都是一箱一箱地买，所以，虽然我们家人已经被“关”在屋里一个多月了，生活必需品还是很充足。网上有关于“特殊情况下要备一些什么物品救命”的帖子，等疫情过去，我准备参照学习，给家里备好这些物品。
澎湃新闻记者 廖艳 赵思维 温潇潇 葛明宁 卫佳铭 喻琰 薛莎莎 王选辉 汤琪 吴怡 杨喆 实习生 张卓 郑旭 夏梦洁 胡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