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之家网讯:“尖阁诸岛(Senkaku)/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在中国引发的反日游行已渐渐平息,但台湾和中国大陆船只仍虎视眈眈、伺机展开更多挑衅行动,人们的情绪不需过多煽动就会再次被引爆。
考虑到中日两国在振兴各自经济方面面临的种种压力,两国领导人目前均未准备好应对中日长期对抗。而且从政治上讲,双方现在均无暇他顾:中国正在努力完成复杂的十年一度的领导层换届;而准备迎接新一轮大选的日本,政治局势已陷入混乱。同时,双方也均不敢给国际社会留下向民族主义压力屈服的印象。
头脑更为清醒的人士认识到,中日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给紧张局势降温,对两国均大有裨益。双方可采取“善意忽视”的策略,先不处理这些极其情绪化的问题、直到两国民众情绪允许敌意软化为止。近些年来,台海两岸就采取了这种策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显然,如果争端导致中日两国关系破裂,进而破坏生产、引发贸易抵制,那么双方均会蒙受损失。过去十年间,中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两倍,达到逾3400亿美元。目前,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近年来日本在华投资额是在美国和韩国的两倍。
看上去,两国因经济关系破裂而蒙受的损失,显然超过因控制几座无关紧要的岛屿而获得的好处。但是,如果好斗言论和政治上的哗众取宠占据上风,那么经济上的权衡可能就要从保护互利变为评估在承受经济压力时那一方的损失更为惨重。
日本在中国国内市场的经济参与度远高于中国在日本市场的参与度。日本连锁餐厅在中国很常见,日本零售商店在中国销售从汽车到电子产品等各种商品。但多数中国消费者认为,转而消费欧洲或其他亚洲品牌并不需要付出多大代价。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可能更容易受到贸易中断或抵制的冲击。不过,中国也会遭受损失,因为这些商品多数是由中国企业拿当地的材料用国内劳动力生产的,所以二次效应恐将损害中国的利益。
不过,就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而言,更为严重的后果来自于两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扮演的互补角色。作为世界的组装工厂,中国或许是这个网络的“门面”,尽管其组装所用的最大一部分先进零部件来自于日本。不过,中国从出口导向型产业创造的就业中受益匪浅。而且,中日两国均因这种安排而蓬勃发展,因为它利用上了双方的比较优势,使两国能够专注于自己所长,实现规模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生产网络架构,中国对西方的贸易才实现了巨额顺差,并导致中美关系变得相当紧张。但其中常被忽视的一点是,以附加值来衡量,日本在这一顺差中占据了很大份额。
如果该生产网络被岛屿争端绑架,那么评估双方的相对成本就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其他国家也参与到生产网络中,而且各自扮演的角色也在演变。中国企业越来越有潜力在低科技和高科技两端都站住脚。过去,中国劳动力充裕、技术相对落后,在劳动密集型领域拥有更大优势。但随着工资水平迅速升高、人民币升值和劳动人口萎缩,中国不得不在价值链更高端与别国展开竞争。通过积极升级科技能力、强化基础设施,中国提升了其在偏技术密集型生产线中的地位。
中日争端的经济权衡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黄育川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运输成本越来越高,分散化的供应链日益复杂,这也促使以前在中国境外采购零部件的企业更多地融入中国国内市场。随着华为等中国技术密集型企业逐步扩张,中国本土链条已经深化。过去十年,中国境内生产的整合程度越来越高,加工相关进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下降了10%左右。最终结果是,各种因素正在推动中国在生产网络中日益成为日本的竞争者,而不是互补的伙伴。
地区经济贸易因素也影响着利害权衡。中日两国都在争相获取从碳氢化合物到贱金属等各种资源。每达成一笔交易,双边紧张关系就升级一次:例如俄罗斯向亚洲供油管道路线的决定,或者缅甸境内采矿合同的授予。日本是成熟经济体,其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比中国低。但考虑到某些特殊因素——如中国在稀土资源供应方面占据几近垄断的地位,而稀土对于日本更加先进的生产线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日本可能不比中国更容易抵御资源问题的冲击。
双方如何处理蒙上政治色彩的地区贸易协定也很重要。日本现在可能认为,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将使日本进一步靠近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抵御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但随着美国“重心”向亚洲转移,这种想法可能会强化中国强硬派的不安全感,他们会认为这根本就是“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与日本构建更紧密经济关系或许并不能反制这一战略。
这一切提醒我们,看似不足道却极其情绪化的争端,可能引发对每个人都造成深远负面影响的行动。中日双方都应将这场争端束之高阁,那里才是它该待的地方。
本文作者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