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不少人想到返璞归真、回到农耕时代的田园生活，但土壤中重金属危机的不断爆发，使这种回归本真的愿望似乎也变得遥不可及了。近日有媒体爆出南京部分郊区的种植区土壤存在铬、铜、铅等重金属不同程度的污染，已经不适合种植大米、蔬菜果品等农产品，着实令人惋惜。
只有干净的土壤，才能长出干净的食物，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但一旦有重金属进入到土壤，则很难被清除，修复过程往往要经历几十年。今年3月，农业部一项针对全国污水灌溉区的调查显示，在约140万公顷受调查的污水灌溉区中，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64.8%；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而整个广东省仅有11%左右的耕地未遭受重金属污染。
大面积土地被污染，意味着长久以来，主要因工业废水排放造成的重金属污染正呈现出扩散的态势，从排污口流向了人们的菜篮子。同时，这也预示着我国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在面临着排污口“堵截”的严峻挑战时，还必须应对城市“疏导”的艰巨任务。而“堵”和“疏”要双管齐下，就需要全面考察整个生产过程，全方位摸清重金属的“传播路径”，并广泛引入公众力量，形成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合力”。
首先，需对涉嫌产生重金属污染的企业进行重金属“全过程生命周期管理”。在开采、冶炼、运输、使用以及最终废弃的各个阶段，重金属都有可能进入环境，造成污染，其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往往难以通过“排污口”的数据读出来。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只盯着污染末端的“排污口”，既无法有效对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评估，也不能大幅削减污染物。
要想解决此类在重金属生产过程中因转移和丢弃产生的污染，必须将企业的化学品使用信息准确记录下来。2011年，云南发生大型铬污染事件，我们曾前往曲靖进行调查，发现周边大量农田和农畜受害，即是企业违规丢弃生产废料——铬渣的恶果。值得警惕的是，在产业转移、工厂进园、涉嫌重金属污染企业重点整治等背景下，一些重污染企业纷纷转移地点或转产、关停，其原厂址也成为“棕地”(Brownfield Site，指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这些地区的扩展或再开发会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对后来的使用者构成危害。监管者只有对涉污企业的生产原料和处置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了然于胸，才能多处发力，真正减少污染排放，并对污染企业的处置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其次，要督促企业减少排污，必须建立起健全的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制度。重金属的污染防治引入公众力量，等于是借助全社会的无数双眼睛和耳朵来盯紧排污口，监督周围环境的污染物含量，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重金属污染预防及治理工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富山县，由镉污染引起的痛痛病患者及当地居民，成立公民社团每年监督当地矿山的镉污染情况。矿业公司在居民的监督下，定期公布当地河水的镉污染程度及自身排放数据，公众参与和企业信息的公开，使得当地神通川河水里的镉含量在十几年之后得到了大幅降低。而富山“痛痛病”(受害者全身关节疼痛)患者维权的胜利，也成为日本社会重视环保、引入公众力量监督企业环保行为的转折点。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今年早些时候提出，各地须在2012年6月30日前公布辖区内所有重、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以及皮革鞣制、电镀企业的名单及整治进展情况，接受社会监督。然而从2006年即开始调查、历时五年、业已完成的全国土壤重金属情况调查，其结果至今未能向公众公布，公众参与监督、促进污染防治的力量也就此大打折扣。
污染排放情况的公开，是确保公民参与治污、监督企业和政府的保证，而涉及到每日所吃五谷杂粮的土壤重金属的污染情况，更应让大家知道。
治理重金属污染，不仅需要有“壮士断臂”的气概，更需有“抽丝剥茧”的智慧。唯有切实改变增长模式，全方位监管污染物，“堵疏结合”，并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有效清除重金属污染的阴霾。
